谭子

谭子爱诗。说他“爱”诗是因为他张口闭口总要引上那么一两句诗一样的东西,我们一下子听不懂,他就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模样,弄得我们好生惶恐,好生惭愧。

谭子皮肤很黑,人也很瘦,鼻粱上架着一付咖啡色眼镜,文质彬彬的,挺有点诗人气质。春节回扬州,到他家去玩,认识了他爸爸,一个豆制品厂的会计,也像谭子那样,又黑又瘦,说起话来有点儿神经质。他家房子不大,却显着古老,堂屋的墙壁都镶嵌着木板。正面挂着毛主席画像,画像下面供着一叠红宝书,爿着一个歪歪斜斜的“忠”字。与一般人家不同的是,毛主席画像两旁挂着一付绫裱的对联:

百世泽长流,开天辟地荧日月

三阳东有兆,乘风破浪定乾坤

谭子不无得意地对我说:“这对联是我爸作的,暗含主席的名字。”

堂屋两侧发黄的木板上左一处右一处白乎乎的粉笔印儿,朦胧可见“秦淮晓月随入梦,维扬夜雨细无声”的字句。看上去,谭子爱诗乃属家传。那天,他爸爸强拉着我喝酒,两杯酒下肚,他们爷俩就醉的语无伦次。他爸爸拽着我的手说:“老弟,人生何处不相逢,酒逢知己千杯少。来,来,干杯。我这儿子可就托付给你了。”谭子在一旁歪仄着笑道:“爸,你喝高了。我和李子平辈论交。慨以当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李子,干杯!”

谭子他妈长得人高马大,带着谭子的五个弟弟妹妹们在另一张小桌上吃饭。桌上的菜大都是缺胳膊断腿儿的豆制品,素鸡、腐竹、千张、茶干。她一边给孩子布着菜,一边骂骂咧咧:“干杯,干杯,干你个头。满嘴的豆腥味,掉个什么文。哼,老母猪冲天叫,冒充高射炮。少灌点黄汤子,有本事多弄几个钱来,不比那劳什子强?背枪子的,望什么呆?吃饭!”

谭子他爸苦着个脸:“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谭子爱古诗,爱得拘泥。他作古诗讲究得很,一定要“平仄”什么的。我学他,也五个字一行,七个字一行的写了不少。可我写的“诗”经常被他贬得一塌糊涂,要么“平仄”不调,要么“失黏失对”。日子长了,我也略知了一二,想报复一下,挑挑他的不是。我说这句应该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你写成“平平平仄仄平仄”,错啦。他一翻白眼:“懂不懂?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没辄,再挑吧。好不容易又找到一句,只有一个平声,这次可逮住了,不但“平仄”不对,而且是“犯孤平”,乃诗家大忌。他又翻翻白眼:“看看下一句,只有一个仄声,这叫‘拗春体’,下句救上句。”我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反正谭子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

不知道“文人”是不是都这份儿德行,说得好听点是“情绪化”,说得难听就是“神经兮兮”。谭子就有点神经兮兮的,他会为读了一首诗、听了一首歌而抱头痛哭,惨不忍睹。譬如他喜欢缠着颜子拉一段“病中吟”,颜子拗不过他,可没拉几句他就捂着脸跑了出去。我们抄来“知青之歌”,缠缠绵绵的,本来骚子的男中音唱得挺撩人,可搭上谭子尖细的呜咽就变得了无生趣。高岗子上挖坟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野草覆黄土,朽木掩枯骨,谁想百年前,生龙又活虎”。给谭子看了,他发痴发呆,热泪长流,隔天眼睛还红肿肿的。可另一方面,他也会促狭地捉弄人,而因此笑得喘不过气来。

一天晚上,我们都坐在河东宋大爷家屋前的空地上抽旱烟。宋大爷家的两个远房侄子,一个叫宋银元,一个叫宋美元,也和我们一起凑热闹,胡天海地的瞎聊。这哥俩都二十郎当岁,父母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小哥俩要了几年饭,才保住小命。家里穷,没钱娶媳妇。弟弟美元到江西帮工割稻子,拐回来一个赣南小姑娘,明铺暗盖地合了房。家里就一间草屋,哥哥银元没地儿睡,铺盖一卷上了河工。可这不是长久之计,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哥俩儿轮换着外出打工,那江西小媳妇也就“共产共妻”了。这事儿村里人人知道,动不动指着银元美元,问小媳妇怀里咂着奶头的孩子谁是他爹。今个正轮到他哥俩换班的时候,一人捧着一大斗碗大麦碴子山芋粥,蹲在地上,呲溜呲溜地转着边喝,不时地同我们瞎掰咧。

银元说:“知道不?‘文攻武卫’上天了。”我们一头雾水,不知道他说的个啥。银元看我们没反应,补充道:“公社话匣子里说的,还会唱‘东方红’哩”。谭子斗然哈哈大笑,扑倒在骚子身上,我们一楞神儿,也大笑了起来。“什么‘文攻武卫’,那是‘人造卫星’”,骚子一口旱烟呛得直咳嗽,边笑边纠正。

银元脸上有点讪讪的:“唉,还是知青能。要上点学,也不逊你们。农民苦,老天爷派的,命中注定!”银元话音刚落,谭子尖细的笑声又冒出来,揉着肚子半天才缓过气,指着银元美元说:“你们穷的不是命,穷的是名。你瞧你俩的名字”,谭子用旱烟锅敲着美元手里的大斗碗,像说快板儿似地:

宋银元、宋美元,

银元美元都是钱,

哥俩白白把钱‘送’,

不怨名字反怪天?


说罢又笑绝在地。我们虽然也陪着笑,心里却觉得谭子有些尖酸刻薄,拿人家老实人咂味儿。

也许是先天不足,也许是后天营养不良,谭子的身子骨够薄弱的,动不动会晕过去。队里不敢给他派体力活,就让他晒个草,看个场,轰个麻雀,一年下的工分连个口粮都挣不回来。逢年过节的,我们回扬州,他一个人留在队里,那是因为连船票都打不起。他爸爸一个人赚的那三十几块钱要养活七八口子,谭子即便回去,他妈妈也不会给他好脸子。我们知道他家穷,没钱买肉,就时不时地给他捉点田鸡、河蚌什么的补补,可这些玩艺儿没酱没油的怎么做都不好吃。自打那次在高岗子“遇鬼”后,谭子愈发病重了。他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我,他真见过鬼,那鬼是他死去多年的外祖父,不说话,光向他招手。他常常一个人坐着发呆,自言自语,哭一阵儿,笑一阵儿,让你瞅着汗毛直竖。

秋里,大队结了几条船,披红挂绿地到公社粮库交公粮。我们男知青都上了船,把谭子也捎上了,不让他撑篙摇橹抗笆斗,只靠在船头一堆稻草上打草把子。公粮入了库,我们打道回村。河东小队的小队长拿着簸箕把仓底的稻子扫出满满两笆斗,路过代销店时换了两挂子肥肥囊囊的猪肉。这是每年交公粮的保留节目,用“仓底子”换肉,然后大家美美地撮上一顿。谭子打的草把子立马儿派了用场,把一座土坯炉子烧得红旺旺的。小队长切着肉,一边嚷嚷:“嘿,都来瞧呀,五指膘,比得上河西张寡妇那团腰”。

肉下了锅,香气四溢,几条船上的老少爷们都拢了过来,鼻子糗糗地,一个个迫不急待。才烧到六成熟,小队长就揭了锅,顺手还加了一瓢河水,说是去去火。既无筷子也无碗,且不管烫不烫,大家伙伸着手往锅里捞,油糊淋拉的大肥肉块亮晶晶的,吃起来嘎支嘎支带着响儿,可真过隐。不少日子没见荤,嘴巴里都淡出鸟儿来,我们几个知青一点儿不比农民们逊色,一晃儿那一锅半生不熟的猪肉就被抢了个底儿朝天。

谭子唆着手指头,吟道:

无竹无肉半年长,

乍遇佳肴措手忙。

饥肠不辩生滋味,

入口饶馋二分香。

看上去意色阑珊,兴犹未足。

我们唱着歌,摇着橹,兴高采烈地回村。还没到“采花沟”,一个个就觉得肚子咕里咕噜不对劲儿。小队长把橹一扔,掳下裤叉子,连稀带屁地喷薄而出,还不好意思地解嘲道:“妈妈的,吃滑肠了。”不一刻,船帮上撅出一排白晃晃的屁股,弄得满川河道都是臭气,船尾的涟漪里泛着黄浆,水波上漂浮着油花子。这一来,谭子打的稻草把子又派了一回用场。怪得很,我们都拉得不亦乐乎,谭子却像个没事人似的,一只手捂着鼻子哧哧地笑,另一只手左一扬右一扬地给我们扔稻草把子。

回来的第二天,金子夹着铺盖到了我们组:“没法住了,没法住了”。原来谭子半夜里开始上吐下泻,竟然虚弱地出不了门,全呕在自己的小屋里,整个茅草房里腥酸恶臭,怪不得金子躲到我们这来了。两天后,美元家的江西小媳妇来找金子,说你们得想想办法,再不谭子就要死了。

我们喊上大队“赤脚医生”到了河东,知青屋里静悄悄地,门大敞四开,几只麻雀在桌肚底下飞来跳去,看来骚子也逃出去避难了。谭子的小屋里一片漆黑,还散发着一股酸腐气。我们点起煤油灯,看到谭子鬼一样佝偻在床上,满脸青煞,眼窝像两个黑洞。“赤脚医生”给谭子打了两针葡萄糖。谭子含着泪,拉着我们的手:“我想回家,我想回家。”

我们扎了个担架,抬着骨瘦如柴的谭子到了县城,打了张船票,送谭子回了扬州。那年年底,我回城进厂当了工人。忙乱过一阵,就去看谭子,他爸爸说谭子恢复得不错,已经返回兴化了。不久,我收到谭子从村里写来的一封信,里面夹着一首凄凉的诗:

寒夜惊残梦,

孤飞雁远闻。

遥知方向失,

更惜伴群分。

 

独影空随月,

悲声报与君。

乡音难托寄,

望断万重云。

五年之后,我读完大学,留校当了老师。一天下班回到宿舍,门口守着一个黑瘦瘦的身影,是谭子。他还在兴化的那湾小村插队,至今都七年了。二十多岁的谭子看上去像是个五六十岁的老头,行动迟缓,眼神木然,当年那份儿潇洒的诗人气质荡然无存,只是还带着那副咖啡色的眼镜,眼镜腿儿上缠着乌灰的白胶布。他要我帮个忙,写一封信证明他患精神病,这样才能办理“病退”回扬州。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子。他走了,带着我给他的五元钱,五斤粮票,还有那封证明他有精神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