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維編者按:發生於1976年清明節的“四五天安門事件”,到今年已經三十年了。這次事件是反對“四人幫”的全國性群衆抗議運動,是毛澤東發動“文革”最終失去黨心、民心的標誌——盡管這場抗議運動被當局使用暴力手段鎮壓下去。

  1975年,鄧小平在毛澤東支持下復出之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著手全面整頓,使國內經濟和社會形勢一度出現穩定迹象。但是毛澤東不能容忍鄧小平糾正“文革”錯誤,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19761月周恩來逝世,全國人民十分悲痛。4月清明節前後北京群衆爲紀念周恩來,自發在天安門廣場集會,發表演說、詩歌,悼念周恩來,同時抨擊張春橋、江青等“文革”當權派,甚至影射毛澤東,支持當時正在被批判的鄧小平。在南京和全國許多城市爆發類似群衆運動。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澤東把這次抗議判定爲“反革命事件”,出動上萬所謂“工人糾察隊”鎮壓,抓捕大批抗議人士,並撤銷了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1978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爲決定天安門事件平反。

  “四五天安門事件”承上啓下,爲後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乃至1989年春夏之交的學生運動,提供了資源,凖備了骨幹,埋下了伏筆;也成爲後來當局揮之不去的陰影,每年到了清明節前後,就要加強戒備。


  當年積極投身運動的那些勇士們,爾後的境況又如何呢?下面介紹其中一部分人的情況。 .com)


四五英雄今何在?

萧虹

 

曹志傑 (chinesenewsnet.com)

  曹志傑在文革開始時是公安部隊(後改為第二炮兵)醫科學校學員。他曾是全軍各大院校第一個群眾性組織的發起人,也是1966824日批鬥第二炮兵政委李天煥大會的主持人之一。李天煥濫用職權,奸污了許多女護士,激起了公憤。這次大會被定性為“八二四反革命事件”。19686月,曹志傑被分配到寧夏軍區,先是下放到連隊當兵,然後分配到獨立師一團衛生隊工作。在基層,他了解到許多過去不知道的社會真實情況,對文革的性質有了更加深切的認識。(chinesenewsnet.com)
  19704月,曹志傑由部隊復員回到北京,有機會接觸到了一些被打倒的老幹部,特別是胡耀邦等人。曹志傑寫道:(chinesenewsnet.com)

  “接待各方來賓,同他們交流思想和信息,這是胡耀邦‘在野’期間的又一個大工作。他的客人很多,經常一來就是一大房子的人。有時一撥剛走,另一撥又到了。這些人有在台上的,有被打倒的,有在京的,也有來自各省、市、自治區的。這一時期同他交往最多的還是年輕人。這主要是因為他沒有架子,思想比較解放,敢想敢說,同年輕人之間沒有隔閡,很能說得來。敢於對黨、對文化大革命公開批評者,在我當時所認識的高級幹部中,他是第一位。大約是在一九七二年的夏天,我們幾個年輕人,有的坐在他家北房的台階下的凳子上,有的站在旁邊。他在台階上走過來,走過去。當大家談到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他一邊走著一邊很氣憤地說:‘……建國後開始驕傲了,大躍進栽了個大跟頭,不吸取教訓,結果這次栽了一個更大的跟頭。……’大家心中都很明白,他講的‘更大的跟頭’其實就是指的文化大革命。”(chinesenewsnet.com)

  1973年,北京市總工會組建了工人理論組,從全市工礦企業按照初中以上文化程度、黨團員、第一線工人等條件,選拔了十五名成員。“由於我看的書相對比其他人多一些,在經過一段相互的了解後,大家選我擔任了組長,……七四年,我因‘不好領導’而被降為副組長。由於理論組的人員不斷增加,後來又增選了兩名副組長。”“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日上午,我與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二十七名成員,抬著我們親手製作的花圈,從天安門廣場的北面,列隊走向天安門廣場的英雄紀念碑,投身到了四五運動之中。工人理論組原本是當局用以為文化大革命服務的御用工具,但我們卻以整齊和堅定的步伐走上了反對文化大革命的道路,這種事態的出現完全是文化大革命倒行逆施的必然結果。”(chinesene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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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第一聲。1976330日,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獻來的白色花圈。在花圈旁張貼了有28人簽名的悼詞,這是第一篇四五運動的文獻,由曹志傑起草。(多維社)

  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悼詞是四五運動中北京市貼出的第一篇悼詞,因而產生了重大的反響。“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悼念活動是經過精心策劃的,理由有三條:其一、悼詞貼在‘五四運動’浮雕下面﹔其二、悼詞全文隻字不提‘反擊右傾翻案風’﹔其三、悼詞中明確提出要與‘黨內外資產階級’‘披荊斬棘’,‘血戰到底’。”而且還用了北京市總工會的名義,使人們感到這篇悼詞是有來頭的。(chinesenewsnet.com)

  曹志傑於430日被捕,在獄中一直被單獨關押。曹志傑專案組由市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親自挂帥,擔任組長。曹志傑出獄前夕,專案組的人員告訴他:“如果不是粉碎‘四人幫’,你早就沒命了。”“後來才知道,天安門事件中有九人被定為死刑,我是其中之一,後因唐山大地震,四五運動的案件被擱置起來,才得以幸免。”四五運動中定了兩個“八大案件”。公開簽名的定為“一號案件”、“二號案件”……匿名案件定為“01號案件”、“02號案件”……工人理論組的悼詞被定為“一號案件”。曹志傑平反後,在胡耀邦家裡見到一位領導幹部。據他講,天安門事件中有四個人,公安部每天都有個人簡報直報政治局,四人中就有曹志傑。事實上,曹志傑在貼悼詞的頭一天(329日)晚上,恰好去過胡耀邦家,了解“胡耀邦患了胃癌”的傳聞是否屬實。他和胡耀邦見了面,但並沒有把貼悼詞的事告訴胡耀邦。想必公安機關對曹志傑的跟蹤是從330日以後開始的,因為他們一直不知道曹志傑與胡耀邦見面之事,否則,他們一定會把四五運動“黑後台”的罪名扣到胡耀邦頭上。()

 

  曹志傑寫道:一九七八年九月,我參加了全國總工會第九次代表大會,並進入了主席團。實際上起初並沒有我,連普通代表都不是,只是由於全國不少省的工會組織向總工會強烈要求,一定要有“四五運動”(當時“四五運動”還未平反)的代表,如果名額有限,他們寧願減少自己的名額。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才得以參加大會,並從普通代表當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第一天,在主席團休息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特意找到我。這是我和他的第一次交談。由於他也在抓我的報告上簽了字,所以一開始談話,他就反復地向我表示歉意,說他當時沒能頂住來自各方面的壓力,為我平反時他正在住院,患的是乙型肝炎,發燒39度,沒法參加我的平反會。他出身工人,在抓我的報告上簽名的北京市和公安部的領導人中,只有他一人敢於承認自己的錯誤,並向我道歉,品格實在難得,這說明他還保持著工人的樸實。接著談話便轉入正題,他告訴我,讓我到全國總工會負責宣傳工作。當時我才僅僅是一名普通幹部,突然讓我擔任全總宣傳部長,實在是一步登天。對此我不得不一再表示自己能力不行。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我被內定為全總執委、常委兼宣傳部長,後來被上面一撤到底。當時還是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他反對為“四五運動”平反。據說胡耀邦主張“四五運動”參加者好的可以用幾個,但遭到其他老幹部的反對,並決定“四五運動”參加者“一個不用”。會議快結束前,倪志福又同我談了一次。這次實際上是通知我上面取消了對我的起用。他對我說:“你先到基層去工作一個時期。你一定要保持榮譽。馬小六就沒有保持好自己的榮譽。”云云。其實上面不讓起用我的消息,李瑞環在此之前就已經告訴我了。(

 

周為民

 

萧虹/周為民於1969年從上海到內蒙古插隊落戶。1973年作為“工農兵學員”進入清華大學,在電子系無線電技術專業學習。插隊期間,他結識了一些哈爾濱軍工學院的老大學生,啟發他懷疑文革,懷疑“紅太陽”。(chinesenewsnet.com)

  1976111日晚上,周為民所在的電子系無三一班全班從清華園步行將花圈送到天安門廣場,事後受到批評,成為了校保衛部關注的重點,上了黑名單。(chinesenewsnet.co
  1976年清明節前夕,遲群、謝靜宜在清華下達了不准師生去天安門、不准送花圈的禁令。(chinesenewsnet.com)

  周為民說:“43日,星期六,下午我和班上其他八名同學相約分別偷偷跑到新文化街清華分校集中,怕其他同學發現,我們又轉移到崔平同學家中完成了白花和悼詞。我們的白花用八張一號白紙精心製作,直徑約有一尺半。白花前有兩條黑布挽聯:‘天堂笑看千萬後來人,鬼蜮哭煞幾支燭正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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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八點左右,我們到達天安門廣場。我們一行將白花安放在紀念碑東北角的一個燈柱上,然後走上紀念碑宣讀悼詞……”(chinesenewsnet.com)

  遲群、謝靜宜得到了清華工農兵學員送白花的消息,連夜召開校黨委擴大會議,又把黨支部書記級的幹部從被窩裡拖出來開緊急會議,說:““這起白花事件是一起反革命事件,是幾天來發生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當即還布置成立了“護校隊”。周為民等人被同班一位同學向學校報告﹐6月初,周為民被清華大學隔離審查,66日,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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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44日,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周爲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多維社)

  “1976123日,我在人們歡慶的鑼鼓聲中走出了北京半步橋看守所,回到了清華。遲群、謝靜宜和我換了一個位置!”(chinesenewsnet.com)

  1977年,周為民從清華大學畢業,分配到青海工作,第二年返校“回爐”。在共青團十大上,他當選團中央委員。同年年底,創辦民主牆刊物——《北京之春》,被同人推舉擔任主編,為《北京之春》擔起政治上的責任。(chinesenewsnet.com)
  1980年,周為民擔任了清華大學團委副書記、黨委委員。在粉碎“四人幫”後進行首屆基層人民代表選舉時,任清華大學選舉工作辦公室負責人。他把陳子明委托其弟陳子清(當時在上海同濟大學上學)撰寫的《同濟大學的人民代表是怎樣產生的》打印,作為清華大學選舉工作的學習材料,推動了清華競選。(chinesenewsnet.com)
  周為民擔任校團委副書記時的校團委書記賈春旺,以後擔任國家安全部長和公安部長,現在是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周為民如果按照“黨的安排”,安安穩穩地走當官的路,也早就可以當上高官了。但是,“四五”一代的理想是做大事——探索中國改革的新模式,而不是做大官。(chinesenewsnet.com)

  1982年,周為民離開了清華大學,前往中國體制改革的第一線——蛇口工業區。他在積極探索經濟體制改革道路的同時,大力協助袁庚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試點。(chinesenewsnet.com)

  蛇口工業區創始人袁庚對周為民委以重任,任命他擔任工業區宣傳處處長。但是不久周為民就被免職,下放到蛇口通訊公司擔任一名普通幹部。朱健國在《胡耀邦七保“蛇口政改”》一文中揭示了其中背景:(chinesenewsnet.com)

  “有關部門”一直緊盯著周為民,在秘密獲知周為民給內地一朋友信中仍然堅持“西單民主牆”觀點後,就將信轉國務院某部和中共廣東省委。因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不能說服袁庚處分周為民,“有關部門”又將材料轉中央政治局委員習仲勛。習仲勛批示:“將周為民迅速而穩妥地送回原單位”,兩位中央書記處書記分別畫了圈。面對如此壓力,袁庚“願以晚年的政治生命孤注一擲”,堅持向中央最高領導上訴。其時參與“畫圈”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啟立來蛇口視察,聽取袁申訴後,也支持袁向中央最高領導上訴,並帶去袁庚為周為民事件申訴的材料。一個月後,袁庚見到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袁庚同志的報告,向我們提供了非常詳細的第一手情況,而且對政策界限劃得也比較清。習仲勛同志在歷次會議上講話都提到,對於思想過激的青年,不要把他推到敵人方面去,應該以教育為主。因此,我認為可以同意袁庚同志的意見,請習仲勛同志批示。”總書記胡耀邦的批示得到了相關中央領導人分別畫圈,周為民總算逃過“有關部門”制裁。(chinesenewsnet.com)

  周為民在蛇口受到重用,先後擔任蛇口工業區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蛇口工業區董事副總經理兼港務公司總經理,蛇口安達公司董事長,蛇口招商國際旅游公司總經理,蛇口招商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等要職,但並沒有完全“逃過‘有關部門’的制裁”。他繼續受到有關部門的監控,一直無法辦理護照,以致他在蛇口工作十年後才首次獲准去隔岸相望的香港出差。(chinesenewsnet.com)

  周為民協助袁庚進行了民主選舉蛇口工業區領導機構的試點。他還邀請王軍濤、謝小慶、王之虹等人赴蛇口進行企業診斷、人才評價,設計人事體制改革方案。周為民化名‘甄明’在《蛇口通訊》上發表《向袁庚同志進一言》,發起黨報可批評監督本地一把手的“新聞自由”改革,為後來《深圳青年報》勇於發表《我贊成鄧小平退休》作了思想啟蒙。(chinesenewsnet.com)

  “六四”以後,蛇口成為保守派攻擊的一個焦點。袁庚離休,周為民也告別了蛇口。此後,他一直從事投資管理方面的工作。

 

陳子明

 

蕭虹/陳子明在文革開始時是北京八中初一學生。1968年去內蒙古牧區阿巴嘎旗插隊六年,擔任過羊倌、馬倌,後來任赤腳醫生和大隊革委會副主任。(chinesenewsnet.com)
陳子明說:“我的思想的轉折點發生在1970年。經過對陳伯達事件的深入思考,我對於毛澤東的思想和制度就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1975年,他和朋友徐雲以“反革命小集團”的罪名被捕。197642日,北京化工學院通知陳,他的事情已確定為反革命性質,開除學籍,將於47日由學校派車送往通縣永樂店農場勞動改造。

在四五運動中,本來打定主意只能做一個追隨者甚至旁觀者,但是在風雲際會中,最終還是成為一名積極主動的參與者。”(chinesenewsnet.com)

在群眾的要求下,陳子明等四人被推選為代表,進小樓去和聯合指揮部談判,憤怒地譴責了他們收花圈、捕群眾的罪行。他們嚴正提出三項要求:一、全部交還人民獻給周總理的花圈,二、立即釋放因悼念總理而被捕的群眾,三、嚴懲毀花圈、捕群眾的罪魁禍首。談了十幾分鐘,毫無結果。他們走出小樓,向群眾宣布了談判情況。(chinesenewsnet.com)

其他幾位談判代表後來都被捕了,陳子明在47日被送往永樂店農場勞改,沒有再次被捕。(chinesenewsnet.com)

1977
1月,陳子明在妹妹、弟弟掩護下,在天安門木板牆上貼出《四五運動親歷記》五千言小字報,要求為四五運動和鄧小平平反。19771978年,他和朋友們一起,在西單民主牆貼出大字報《質問法西斯》等,抨擊當時掌權的中共黨內“凡是派”和北京市委。(chinesenewsnet.com)

1979
年,陳子明與周為民、王軍濤等人共同創辦民刊《北京之春》,任編委會成員、時事編輯。(chinesenewsnet.com)

他在《北京之春》第一期發表的《四五運動回憶錄:永久凖備接受時代的考驗》中寫道:“‘四五’精神決沒有過時,更不能拋棄,因為仇恨‘四化’、破壞安定團結、對抗民主與法制的社會勢力還存在,我們只能向他們進擊,否則‘四化’只是空話而已。”(

ws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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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451145分,抗議的人群,唱著《國際歌》,手挽著手,從人民大會堂遊行到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小樓。陳子明在第二排,位于第一排左起第五人與第六人之間。(多維社)

魏京生被捕後,陳子明在《誰是害群之馬?》中寫道:“如果聽任某個領導人、某個政府部門隨意違反法律程序,今天以言論罪抓幾個人,明天以思想治罪抓幾十個人,後天就會抓幾千幾萬人,就會剝奪所有人的思想和言論自由,重蹈‘四人幫’的老路。”“真正的‘害群之馬’,就是那些與人民大眾的願望相違背,對於封建獨裁專制和‘官僚社會主義’頂禮膜拜的人。”(chinesenewsnet.com)

1980
年,陳子明考入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後改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在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讀分子生物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並擔任研究生會主席。與此同時,他積極發起了北京高校競選人民代表的民主運動。在陳子明的推動下,民刊《北京之春》和《沃土》有近十人參加競選,有三人當選區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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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1983年,陳子明參與、發起“中國勞動就業問題研究組”和“國情與青年發展研究組”,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青少年所特約研究員。1984年研究生畢業後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員兼《自然科學哲學問題》雜誌編輯。同年協助王之虹創辦北京市自強實業有限公司和北方書刊發行公司。

(chinesenewsnet.com)
1985
年創辦民辦中國行政函授大學和北京財貿金融函授學院,任兩校聯合校務委員會召集人。兩校函授學員約23萬人。(chinesenewsnet.com)

1986
年,陳子明創辦民辦中國政治與行政科學研究所,任常務副所長。同年發起建立青年政治學研究會(籌備組),任召集人。(chinesenewsnet.com)

1987
年,創辦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先後任所務會議召集人、所長兼社會學部主任,同時任北京社會經濟科學基金會理事長、北京應用科技研究所理事長、中國民意調查中心主任。(chinesenewsnet.com)

1988
年,由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等三所出資接手《經濟學周報》編輯與經營,何家棟任總編輯,王軍濤任副總編輯,陳子明任總經理。(chinesenewsnet.com)

1989
年“六四”後,陳子明被當局通緝和收容審查,1990年轉為逮捕,1991年以“陰謀顛覆政府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名判刑13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19945月,當局以“皮膚搔痒症”為理由將陳子明保外就醫,以換取美國取消有條件最惠國待遇。19956月,為了表達對李登輝訪美的不滿,當局將他再次投入監獄,盡管此時他已查出癌症,剛剛做了手術和放療。199611月,在克林頓第二次當選美國總統的同一天,官方再次將陳子明“保外就醫”——實質上是“監獄搬家”,既不允許他外出,也不允許他在家中會見除直系親屬外的親友。

(chinesenewsnet.com)
2002
10月,陳子明刑滿釋放。20044月,陳子明與何家棟在北京市通訊管理局備案“改造與建設——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網站”,至20058月初,網站受到各方面好評,日點擊數超過五千,正在辦理擴容、數據庫轉移服務器之際,網站被封。陳子明在被監禁和剝權期間,以各種筆名發表文章幾百萬字。

 

畢誼民

 

蕭虹/畢誼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時,發生了林彪事件。他在《沈重的回憶——記1976年“四五”運動》中寫道:“社會主義是什麼?共產主義在哪裡?我的未來在何方?現實與說教的反差使我開始懷疑、開始思考。”(chinesenewsnet.com)

  叛逆的思想發展到1976年清明,便導致了對行動的渴望。“在欺騙和謊言的社會,人們只有在天安門廣場這特殊的環境才能感受到真實。我也在紀念碑東側貼上了自己的小詩,並留下了單位和自己的名字。”(chinesenewsnet.com)

  45日鎮壓,他是在夜晚民兵包圍廣場和紀念碑揮棍打人後跑出來的。“我悲憤、無奈,寫了首打油詩泄憤:打人領得一張紙,舉在手中不知恥。試問放到何處去?扔到茅房擦狗屎。”(chinesenewsnet.com)

  19771月,人群再次聚集到天安門廣場。畢誼民也重返廣場,他寫詩貼在廣場正對國旗杆的木板牆上並朗誦。第二天下午,他和朋友騎了三個小時自行車到東郊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找到“童懷周”。“童懷周”不是一個人,而是諧音“共同懷念周總理”的二外漢語教研室的群體。出乎畢誼民意料,他在四五運動期間沒有被捕,反而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的領導下被捕了。畢誼民是1977年北京一月

運動16名被捕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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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爲四五運動平反。19771月,天安門廣場的木板牆。陳子明、李盛平、畢誼民等曾在此張貼小字報和詩詞。畢誼民因此于112日夜被捕。(多維社)

  19771012日,他才被釋放,公安局結論是:在天安門廣場寫詩演講,爲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翻案,惡毒攻擊中央領導人,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chinesenewsnet.com)

  197810月,“童懷周”邀請畢誼民加入《偉大的“四五”運動》寫作組,並由北京出版社辦了借調手續。他負責書中“把顛倒的歷史再顛倒過來”部分。這一部分記述197610月“四人幫”倒台後人民群眾爲天安門事件平反而鬥爭,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平反的過程。爲此他做了大量調查走訪。他拿著介紹信首先到北京市公安局調查,公安局的材料証明,在天安門事件中被捕388人,沒有一個是反革命分子,都恢復了名譽。但另有一些人被關押而未列入天安門事件應平反的行列,因爲他們的主要問題是其他方面的,案子是中央定的。爲營救他們,他又持介紹信到公安部和解放軍三總部等機關調查,寫好調查材料送中南海信訪辦,還通過《人民日報》內參部記者王永安,以“內參”方式上報高層,很快這些人被放出來了。(chinesenewsnet.com)

  通過寫作組的活動,他認識了四五參與者周爲民、劉迪等人,並參與創辦《北京之春》。(chinesenewsnet.com)

  1982年他回到北京市粘合劑廠任副廠長,但與“四五運動”、《北京之春》的朋友一直保持著密切聯系。(chinesenewsnet.com)

  1987年初,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擴大,他任所務委員。1987年夏,北京社經所和北京市粘合劑廠成立了北京應用科技研究所,他任董事、所長。北京社經所決定面向西北地區發展,重點做地區經濟的發展戰略,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和技術扶貧。由王軍濤和畢誼民帶隊分批多次到陝北、甘肅、寧夏、青海西北四省考察。(chinesenewsnet.com)

  87年底,又成立了北京社會經濟科學基金會,通過民主投票方式選出理事長和副理事長。陳子明任理事長,王軍濤和畢誼民任副理事長,他主要負責團隊管理的經營和財務工作。(chinesenewsnet.com)

  1988年初,北京社經所等接手《經濟學周報》,畢誼民任副董事長。接手後不僅把《周報》救活,還成了政治、經濟理論研究和傳播的一面旗幟。(chinesenewsnet.com)

  關於1989年民主運動,畢誼民回憶:(chinesenewsnet.com)

  19893月底到4月,他和王軍濤正到西北考察。率十個報社的記者團在寧夏采訪時得知胡耀邦逝世,他們急返北京。520日,戒嚴部隊圍城,陳子明、王軍濤和畢誼民開會,對形勢做出基本判斷:和平解決已不可能,鎮壓不可避免。要保存團隊的實力,工作要有分工,分爲一線、二線,畢誼民絕不能介入,要把“家”看好。(chinesenewsnet.com)

  64日淩晨5點,畢誼民接到王軍濤電話,繞了三個小時趕到雅園飯店,開車拉著王在各個大學找人,把王丹、劉剛、包遵信、劉丹紅等人分批都接到自己家安置,從家中拿出衣服讓王丹等人換上,分發給每人一些錢,把他們轉移到房山縣竇店鎮蘇村。(chinesenewsnet.com)

  611日畢誼民回京,發現被跟蹤。他知躲過了在廠門看守的警察,輾轉到河北山區,要把劉剛轉移到劉想去的青海藏區。(chinesenewsnet.com)

  第二天一早,二人到保定火車站買了到西寧的火車票,約好晚上火車上見。不料晚上畢誼民到火車站感到氣氛不同:軍警把車站圍個水泄不通,嚴密盤查。他上了火車,從前到後找了三遍也沒見到劉剛。第二天才知道劉剛前一天被捕。他趕快打開劉剛讓他保管的包,裡面筆記本上記著自學潮開始至“六四”前後的日記和人員通訊錄,他趕快撕碎沖入馬桶……(chinesenewsnet.com)

  畢誼民在溫州打工一年半,躲過了通緝。19912月,官方凖備正式審判陳子明、王軍濤等人,畢誼民返回北京主持了後援工作。他的朋友給王軍濤介紹了著名大律師張思之先生,王之虹請了吉蘇皖和高曉風律師爲陳子明作無罪辯護。(chinesenewsnet.com)
  畢誼民向朋友借了幾萬塊錢,包了西苑飯店兩個大房給律師用。他和朋友們開會確立了基本原則:一定要打好這場官司,絕不能留下歷史的遺憾。一要對陳子明、王軍濤負責,爲他們爭取最好的結果﹔二要對社會和歷史負責,留下真實的一頁,經得住歷史的評判﹔三要對自己負責,說真話,承擔責任,留下人生的清白。他們的正義、勇敢和負責精神,在特定時期、特定地點爲“六四”留下了真實的証言。(chinesenewsnet.com)

  1991212日,當天開庭當天宣判,王、陳各被判13年徒刑。畢誼民等人協助他們上訴。318日,二審維持原判,畢誼民和王之虹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陳子明的申訴書……(chinesenewsnet.com)

  他辦了一個公司和三個企業,就業人員三百多名。這期間,凡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只要有需求,他都盡力幫助,代表陳子明、王軍濤和這個團體承擔的社會道義與責任。1993年初,王丹被提前釋放,過了兩天就到畢誼民的公司上班任公關部經理(後王丹又被抓並被判刑)。()

 

賀延光

 

萧虹/賀延光是文革中的1966年初中畢業生。1968年去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973年“困退”回北京。在家裡待業一年多,分配到崇文區化學纖維廠當工人。半年後廠裡搞“老中青三結合”,就讓他擔任了革委會副主任。(chinesenewsnet.com)
  197641日上午,賀延光帶領廠裡80多名職工,抬著自己做的花圈來到天安門廣場,並帶來悼詞。賀延光回憶說:“我們送花圈的第二天,就發現官方把我們的花圈和悼詞收走了。這就激發了我把悼詞又重新寫了一遍,然後裱上塑料膜,又偷偷貼上去。……那時候我一天去廣場兩三次,上午、下午、晚上,中午要回家吃飯。後來,還帶上了照相機。……那幾天我一共拍了四個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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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運動被血腥鎮壓後,崇文區派了專案組到化學纖維廠,對賀延光實行隔離審查,56日,賀延光被正式逮捕,關在陶然亭公園旁邊半步橋的北京市第一監獄,被打成“反黨小集團”。在監獄中,對賀延光進行了密集的審訊。“一次一次地審訊——當天,審到半夜﹔第二天,上午審、中午審、下午審,晚上又審,幾乎除了吃飯時間,連軸轉,夜裡審到一兩點、兩三點﹔我那段時間被審訊了49次。審得我又累又疲勞。……後來我才知道他們為什麼把我的案子看的這麼重。原來是工廠裡有人揭發我,揭發我的信到了吳德那兒,北京當局的四巨頭——吳德、倪志福、丁國鈺、吳忠都有批示。”後來賀延光聽公安局的人說,劉傳新有一個第一批槍斃的名單,其中就包括他。(chinesenewsnet.com)
  賀延光回憶:1976124日這天,單位來車接我,直接把我送回家。我們這個三四百人的小廠,由於專案組進駐,搞清查,一百多人受到牽連,三個人被抓,當時是一片白色恐怖。在我回廠前,他們開了全廠職工大會,認為我是對毛主席產生了懷疑和動搖,還要在群眾中接受改造,他們是這個調子。……過了時間不長,局裡就找我談話,讓我到手表殼廠去,過去的事就不提了,還是當革委會副主任。(chinesenewsnet.com)

  “直到197834月,《人民日報》、《中國青年》雜誌社記者來手表殼廠找我聊天安門事件。他們向我透露,當時要開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團中央籌備組就向老團中央書記、當時任黨中央組織部長的胡耀邦徵詢意見,胡耀邦建議說,“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幫”的年青人參加進來。如果沒有這些人的參加,就沒有什麼意義了。平反天安門事件阻力很大,他們希望挑出一個案子來,作為撬開天安門事件這個門的敲門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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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四五運動參與者2006年春節前夕合影。左起王之虹、李盛平、周爲民、曹志傑、陳子明、畢誼民、賀延光。(多維社)

  直到19788月,北京市公安局和崇文區區委聯合召開大會,宣布為賀延光等三個人正式平反,一夜之間,賀就成了全國新聞人物。“天安門事件還沒有平反,我們這幾個人卻平反了,這是一個信號。那個時候我就一天到晚受邀去作報告,部隊、機關、學校、大學……我一共作了70多場報告。當時只要時間安排得開,我是來者不拒,有時候一天上午、下午、晚上,每次起碼講兩個多小時。我的問題解決了,可那麼多人沒有平反,整個事件還沒有平反,你給我提供這個平台,我就不會拒絕。最大的一次是在首都體育館,有一萬多人,是北京市委召開的大會。”(chinesenewsnet.com)
  “1012日,《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同時刊登關於我的長篇通訊,題目叫做《暴風雨中的海燕——記青年共產黨員賀延光同“四人幫”英勇鬥爭的事跡》。16日,團十大召開,我成了主席團成員,被選為團中央委員。聽團中央組織部說,胡耀邦看了我的發言後批示,像這樣的人應當進團中央委員會。天安門事件正式平反後,還有許多人找我去講,我就一概拒絕了。我認為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chinesenewsnet.com)

  賀延光1979年調到北京團市委。“人們都跟我說,我很有仕途前景,但我覺得我非常不適合在機關工作。……呆了一年多的時間,1980年《北京青年報》復刊,我就要求到那兒去工作,很快就如願了,當上了攝影記者。”1983年他調到《中國青年報》,“在中青報的20多年對我來說最大的變化,就是開始進入媒體的時候,還是把自己當作一個黨的宣傳工作者。在中青報,讓我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新聞工作者。我不再認為自己是喉舌,我不能去鸚鵡學舌,我也不認為自己是誰的工具。道理很簡單,工具是不需要思想的,但是媒體恰恰是人們最需要去尋找思想的地方。從中國轉型期這三十年的社會變化,從我自己的經歷看,過去受到的那種教育,就是把對未來的希望寄托在一個黨、一個領袖身上,這是絕對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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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延光成長為一名優秀的攝影記者。他認為自己1980年代比較得意的照片是《小平您好》和《民主進程》。“1984年的《小平您好》,新華社30多個記者沒有一個拍到的,後來挨了批評。中央新聞紀錄片廠也沒拍到,後來補拍。現在經常見到的,包括《鄧小平畫冊》也是用的我那張。還有1988年的《民主進程》,台灣代表黃順興在七屆人大的大會上發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第一次出現反對的聲音。他站起來,走到代表席走廊裡的麥克風前發言。”(chinesenewsnet.com)

  “《九八洪水》,就是九江決口。我的報道成了獨家新聞,報社領導為此做了三天檢查。後來朱鎔基有個指示,不能向群眾隱瞞災情,這事才不了了之。開始挨批評,後來又評上了當年中國新聞獎的特別獎。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從違反紀律到特別獎》。獎不獎的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及時把真相傳播出去。……”(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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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延光在1986年獲得“全國十佳攝影記者”的稱號,四次獲全國好新聞獎,三次獲中國新聞獎。

李西宁

记者萧虹/李西宁在“文革”期间下乡插队,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南京大学数学系,19758月毕业,留校担任系团总支书记兼新生的政治辅导员。这个时候,李西宁的思想就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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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文汇报》影射攻击周恩来后,李西宁召开团总支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发动群众展开抗议活动。四百多工农兵学员,抬著总理的巨幅遗像到梅园去悼念周总理,随后标语遍及南京市。

中共南京大学党委1976522日给江苏省委的《关于追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幕后策划人的初步情况报告》认定,数学系教师、政治辅导员李西宁等人是南京事件的罪魁祸首。李西宁等“我校少数人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所起的极坏的带头作用,绝不是偶然的,是早有预谋,早有反革命舆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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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李西宁被捕,坐了整整8个月的牢房后,于1221日被释放出狱。继北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江苏省委才为南京事件平反。学校开了表彰大会,授予‘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战士’称号。

从监狱出来,李西宁决心不再搞政治辅导员,而要重新捡起专业。但是官方却要他走从政的路,先是让他当校团委副书记,后来又要他当团省委副书记。李西宁一再婉拒,转回系。

李西宁虽回避政治生涯,但仍然充分表现出政治灵敏性和正义感。他积极为徐水良的平反而奔走。“我想,如果徐水良是无辜的,我们一定要采取行动。否则,作为一个公民,我会感到良心不安。”“在我们这帮人的催促下,徐水良获得释放。徐与我在学校里见了一面。我对他说:我们与你素不相识。把你救出来,是为了维护宪法,保卫民主,声张正义。”

李西宁反对封闭西单民主墙,并且仗义执言地为参与办民刊《北京之春》的团中委周为民、王军涛、韩志雄等人辩护。他写道:关于自发刊物的问题,我觉得要定义清楚一些,不能一概而论,还要维护宪法的起码尊严。在没有删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之前,宪法仍然是神圣的。

1980
127日,南京大学中共党员选举十二大代表候选人。从各系提名汇总的五个候选人──匡亚明(校长)、章德(校党委书记)、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作者)、郭令智(南大副校长,地质系教授)、李西宁──中票选出三人,李西宁被选上。

我深深知道,人们选我有两个道理:一是南京事件,二是我敢直言。但实际上,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我的思想。或许,当我讲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之后,人们就怕给我投票了。在全系党员提名会上,我讲了自己的政治观点。我认为,我们党要想进行自我改造,已很难进行了:一方面暮气沉沉,一方面杂质太多。为了能使国家前进,能使执政党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要允许各党各派办报纸。”

1981
年后,李西宁渐渐远离了政治,出国已经二十多年了,远远地、默默地观望着。“我知道,我以及类似我的一帮年轻人,思想还是很幼稚。嘴上充斥著‘民主’与‘自由’,却并不了解民主的真谛,更不知道如何在中国这个古老封建的国家实现民主。再加上文革时年少失学,使得我们天生不足,不懂人文历史,不懂现代科学。因而,当务之急是学习,而不是到处贩卖道听途说来的词语。我出国有三个目的:(1)拿PhD,使自己有可进可退的本钱;(2)了解西方,学习民主;(3)结识一帮志同道合者,回国后打入高层,和平演变。谁料到,先是1986的胡耀邦蒙难,后是1989的枪声,我终于彻底放弃了,从而走上独善之路。”李西宁现为加拿大历克大学计算机教授。

 

孙庆祝

 

萧虹/四五运动时,孙庆祝18岁,是北京八十六中的学生。(chinesenewsnet.com)

  从1976319日,天安门广场纪念碑前出现一个普通花圈,到44日,北京市民扶老携幼、父子相随、夫妻同行、成群结队地涌向天安门。孙庆祝一直密切地观察着局势的发展,心情越来越振奋。45日上午,当群众手挽着手,唱着《国际歌》,从人民大会堂东门向小灰楼进发时, "我被在场群众的激情感染,也不由自主的加入到游行队伍中去。”(chinesenewsnet.com)

  孙庆祝在《历史的转折──纪念“四五”运动三十周年》中写道: (chinesenewsnet.com)
  当群众冲到小楼时,已有两排工人民兵和一排解放军战士沿小楼的墙边站在那里,又调来了一个营的卫戍部队和部分公安警察,两千多名工人民兵。示威群众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的口号,冲了几次,都没冲进去。有人建议派代表去和他们谈判,最后确定了由陈子明、侯玉良、赵世坚、孙庆祝四人为代表进楼去谈判。群众把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举过了军人的头顶,代表们就从七八排军人的头上、肩膀上翻过人墙,进入了小楼,提出三点正式要求:“一、归还全部花圈;二、释放所有送花圈而被捕群众;三、严惩昨晚毁坏花圈、抓走群众的策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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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45日中午,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小楼前。陈子明、孙庆祝等人正在小楼里与“三联指挥部”谈判,刘迪等人在小楼门口指挥群衆后援。(多维社)

谈判结果令群众非常失望。当代表们走出小楼介绍,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冲进了小楼,并在后院找到十几个花圈。孙庆祝把侯玉良领回家吃饭,返回天安门广场时,小楼冒起浓浓黑烟,门窗被点着了,停在小楼边的车也被点着了。(chinesenewsnet.com)

  当晚镇压时刻到来。天安门广场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九点三十分,联合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广场上的灯全部打开,各路队伍出动包围纪念碑周围的群众,挥舞着皮带、棍棒,顿时惨叫声、呻吟声、抗议声响成一片,有的人已被打得头破血流。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被镇压了。毛泽东在听取毛远新汇报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后说:“君子动口,有时也动手。”但他没有命令军队开枪。他可能想不到,他此时的政治对手邓小平,会在13年后命令坦克和装甲车,压过青年学子的血肉之躯。(chinesenewsnet.com)

  418日早晨七点钟,5名警察闯进孙庆祝的家,把他拖上一辆吉普车。“这一天我终于切身体会到了人性残暴的一面,也理解了共产党内高级领导人彭德怀、贺龙、罗瑞聊、薄一波、习仲勋等及无数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者的心情。从那天起,我真正长大了,开始学着思考问题。”(chinesenewsnet.com)

  孙庆祝在监狱中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式,使他从一名政治上还比较幼稚的高中生成长为一名为中国民主而奋斗的战士。(chinesenewsnet.com)

  孙庆祝出狱后,参与了民刊《北京之春》的活动。在1980年代,他和陈子明、王军涛、刘迪等一起,参与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的活动。此后,他一直从事国情调研方面的工作。

 

刘迪

 

萧虹/刘迪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父亲刘隽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代理处长,是中国医学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文革开始时,刘迪是北京二中老初三的学生,1968年去山西定襄县插队落户,一干就是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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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迪在《四五运动是中国人正气的表现》中说:“19762月我办病退回到北京,当时刚把户口转入北京,其他事宜正在办理中。”(chinesenewsnet.com)

  “当时有许多北京的青年和我一样是出于一种义愤,一种血性参加到运动中来的,就是要借助悼念活动,借题发挥,反对‘批邓’,反对‘文化大革命’。……面对封建法西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奋起造反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chinesenewsnet.com)

  陈子明在《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中写道:在四五运动中被“四人帮”喉舌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之一的知识青年刘迪,本来也没有凖备出来挑头,但是当他发现一个拿着半导体话筒喊话的青年“已受人注意,为了掩护他,就主动拿过话筒,指挥队伍来到(联合指挥部)小楼前。”他在楼外领呼口号:“给人民以纪念总理和先烈的权利!”还宣布了三条纪律:“一不许打人;二不许破坏公物;三要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他站出来指挥,一是行侠仗义,为了掩护其他人脱离险境;二是为了防止运动走向极端,被当权者抓住把柄,但是,当权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照样把他作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坏头头”予以逮捕。()

 

  四五运动之后,刘迪被当时也在天安门广场的邻居揭发,公安机关在全国范围内对他进行了通缉。524日,他在山东泰山被捕,押回北京。在监狱里,刘迪的骨头是最硬的。《人民日报》记者的《天安门事件真相》写道:“他们要刘迪出卖同志,写诬蔑邓小平同志的材料,刘迪痛加驳斥。”童怀周主编的《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写道:“曾被全国通缉的天安门事件‘要犯’刘迪,在狱中始终坚持天安门事件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对自己反对‘四人帮’的所谓‘罪行’供认不讳。当预审员威胁他:‘你这个邓小平的殉葬品,粉身碎骨,死有余辜’时,刘迪毫不在意地回答说:‘你枪毙我好了。’”刘迪还和预审员开玩笑:“供认阮籍对他的思想影响最大,这个阮籍经常借酒以发泄对社会不满,一共有七个人,经常凑在一起,号称‘竹林七贤’。预审员真以为得到了什么重大线索。”(chinesenewsnet.com)

  刘迪于1977323日被释放。他是因天安门事件被捕者中释放最晚的几个人之一。刘迪于1978年底加入民刊《北京之春》编委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北京之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都设在刘迪的家中。(chinesenewsnet.com)

  刘迪与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这个团体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他并没有卷入1989年的民主运动。然而,公安机关还是将他抓进了监狱。19905月,刘迪被释放。1991年当局审判陈子明、王军涛期间,刘迪参与了为张思之等律师寻找证人证言、凖备相关材料的活动。

 

李盛平

 

萧虹/李盛平是六六届老初三的。1968年初毕业分配,到北京铁路局当火车司炉工,跟车八年。他对“文革”很早就产生怀疑。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李盛平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一百多张照片。“在四五运动的那几天中,一个是抄诗,一个是照相。当时我的手受到了严重烧伤,正好有时间十多次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在广场上张贴了《周总理,你站起来吧!》的诗作。比较突出的一件事,是我们几个朋友制作了一个‘民族英魂’的条幅,摆放在纪念碑的正中央。”(chinesenewsnet.com)

  197716日,李盛平等人写了一张大字报《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贴在王府井大街,这是要求为四五运动平反、为邓小平平反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是在我家写的,我们是在凌晨很早的时候贴的,我们自己带着糨糊什么的。大字报的署名是‘革命接班人’。后来用这个名义又写过几篇大字报。其中有18日张贴在天安门前标语塔上的《人民万岁》。这篇大字报批判了汪东兴和吴德等人压制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言论。……后来(1月中旬前),我们又在天安门木板墙上贴了诗和我们自己油印的四五诗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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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然屹立。197644日,李盛平、张若玲等人制作的《民族英魂》匾,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最高层。(多维社)

“西单民主墙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我们贴的。题目是《捂得捂不得》。捂得和吴德是谐音。在四五运动期间,镇压的决策是毛和‘四人帮’做的,具体的执行者却是吴德,因为他当时是北京市的党政一把手,参与了镇压的全过程。”(chinesenewsnet.com)

  19789月,在天安门事件平反前两个月,李盛平自己收集材料,写了近十万字的《四五运动史》初稿。10月,与白晓朗、严江征、毕谊民等人一起参加了《伟大的四五运动》一书的写作组,以及大型图册《人民的悼念》的照片收集工作。在纪录片《扬眉剑出鞘》里,选用了他拍摄的多幅照片。(chinesenewsnet.com)

  1978年底,李盛平参与发起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并筹资筹纸印刷了铅印的《北京之春》第一期。(chinesenewsnet.com)
  198010月,李盛平在北京率先开展人民代表竞选活动,并在北京大学一分校选区当选西城区人民代表。在《推荐李盛平为人民代表候选人的公开信》中,韩志雄(四五运动被捕者、共青团十届中央委员、《北京之春》副主编)写道:“从一九七八年底到一九七九年底,他写了许多文章,采用各种方式抨击党内‘凡是’派和保守势力,要求为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平反昭雪。大力宣传经济改革、民主改革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主张废除等级授职制、干部终身制和封建特权制。他坚决支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改革人大立法的各项建议,综合各方面意见,他提出一个《关于人大组织法的建议草案》。这充分表明,他在政治上是严肃认真的。他认为现代化和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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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毕业后,李盛平先后在《百科知识》杂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担任编辑。同时进行历史学研究,侧重于中国古代和西方文官制度的研究。曾与陈子明、杨百揆等合着《西方文官系统》、《职务分类与人事管理》等书。(chinesenewsnet.com)
  从1984年起,与陈子明、王之虹等共同创办北方图书发行公司、中国行政函授大学、中国政治与行政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1987年,创办北京社会和科技发展研究所(李盛平任所长,李锐、苏绍智、于浩成、冯兰瑞、丁守和任顾问,黎鸣、张显扬、孙立平任学术委员会正副主任)。(chinesenewsnet.com)

  李盛平主编了《二十世纪文库》、《企业家丛书》、《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丛书》、《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与资料丛书》、《现代文化丛书》、《现代社会与文化丛书》等丛书,推出了数以百计的学术着作和译作。他还主持编纂了《中国现代史辞典》、《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大辞典》等工具书。(chinesenewsnet.com)

  19881110日至13日,由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经济学周报》等单位发起组织的首届全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筹备工作由李盛平、闵琦、王军涛、陈小平、张钢、周舵、孙立平、郑也夫、黎鸣等人负责,包括于光远、黎澍、李锐、李慎之、苏绍智、于浩成、戈扬、温元凯等共300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在1980年代完全由民间机构筹办的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chinesenewsnet.com)
  “六四”镇压后,李盛平于198975日被捕,199059日获释。

 

王军涛

 

萧虹/四五运动爆发时,王军涛还是一名高中生,是班里团支部书记,深受当时不满情绪影响,认同异议看法。那时,中学要搞社会调查和勤工俭学。这些都使他了解到中国现实的问题。1976年清明节前后,王军涛组织了两个班学生去天安门举行活动,他写了七首诗,影射毛泽东,悼念周恩来,攻击“四人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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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五运动被镇压后,“大批判在我的班上也展开了。但同学们嘻嘻哈哈,大都是开玩笑,走过场。我还写了一首藏头七律诗,每句头一个字联起来是,誓为真理奋斗终生。……我知道自己很快将会被捕。那时,甚至有些焦虑,为什么还没有动静?”1976416日,这一天终于来了。(chinesenewsnet.com)

  同年1126日,王军涛被释放。“没有平反,但也没有保留任何记录。回到学校,我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我没有接受去部队的安排,而是选择去农村插队。”(chinesenewsnet.com)
  1978年秋天,王军涛双喜临门。他以高分考上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他的冤案获得彻底平反,作为“四五英雄”代表,参加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团中央候补委员。(chinesenewsnet.com)

  1979年初,王军涛担任民办刊物《北京之春》副主编。他把自己在北京大学的宿舍作为《北京之春》的联系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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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是高中生的王军涛,在四五运动中被捕。(多维社)

  197910月,魏京生被判刑后,王军涛为《北京之春》第九期撰写的编辑部文章《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指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应容许别人批评或‘攻击’(当然不应当污蔑与陷害)。否则,于国于民都不利。”文章向司法部门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在和平时期(我国未进入战争状态),非国家机要人员与外国人进行接触,谈到国家情况,是否可算泄密罪;第二,泄密与提供情报,特别是出卖情报含意是否相同;第三,出卖情报与背叛祖国是否同罪。”(chinesenewsnet.com)

  在1980年底的北京大学基层人民代表竞选运动中,胡平、王军涛、张炜是众多竞选者中最耀眼的明星。王军涛发表了比较完整的政见,提出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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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家庭出身还是本人政治经历,王军涛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在体制内发展。但是他在精神上彻底反叛了“体制”;1984年,他放弃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组织关系”和“单位人”身份,脱离了“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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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当城市经济体制开始改革后,我立即辞去公职,南下武汉创办这样的独立实体。经谢小庆推荐,蒙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沅先生邀请,我到武汉尝试创办以教育为基本资源的智力服务企业。后来又转到武汉大学创办江夏夜校,我担任校长。我当时计划创办一所新时期的黄埔军校──‘多样化的人才培训学校’。而后,我又转到武汉发动机厂作企业诊断顾问。最后,我受聘担任湖北省政府规划办公室秘书长助理,为九个县市制定发展战略编写纲要,进行培训。”王军涛丢掉“铁饭碗”南下武汉,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搞社会调查,二是为团体发展建立新的生长点。王军涛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宣传,直接推动了武汉的民主运动,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校长和武汉大学刘道玉校长给予他支持帮助。但是他的活动也导致湖北省当局专门下文件,让档案不在武汉的人离开。(chinesenewsnet.com)

  1986年,王军涛回到北京,参加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和中国行政函授大学的工作。1987年任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所务委员,兼北京社会经济科学基金会副理事长、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副主任。1988年任《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并被聘为延安地区经济顾问。(chinesenewsnet.com)

 19894月,王军涛正在西北考察,与宁夏乡镇企业局寻求合作项目。胡耀邦逝世后他才返回北京。虽然王军涛预计到八九民运的悲剧性结果,仍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其中。正如陈子明在狱中给王军涛的律师证言中所写:“王军涛在198956月份参与在学生和政府之间的斡旋,完全是本着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性、良知与历史责任感,出于对广大青年学生的关心与爱护,出于协助政府处理棘手问题的好意。他深知由于自己的过去经历,最容易被有关方面误解自己的动机与目的,但是他素来有一身侠气,看到一些青年学生由于幼稚与亢奋而陷于险恶的境地,他作为北大学生尊敬的‘老大哥’,不能不冒着风险,把他们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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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军涛于198910月被捕。19912月以“阴谋颠覆政府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名判刑13年。19944月“保外就医”前往美国,先后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和尼曼学者项目中做访问学者;1996年为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梅森学者,攻读公共管理专业;1997年获公共管理硕士学位,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比较政治学博士专业;2000年获哲学硕士和政治学博士候选人资格;现已完成关于九十年代中国新保守主义的博士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