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听到两则消息。张闻天临死前曾写信给毛主席，说当初写自首信出狱是经过中央指示并批准的。主席当年也点过头。为什么如今却“忘记”了？在狱中，薄一波是党支部书记。为写自首一事曾顶过三次。但上面指示一定要执行，不执行就开除党籍。大家只好写自首书。六十二人只有一个没写，此人便是刘格平。而他却正是软骨头，和监狱长一起吃吃喝喝，故没写自首就被释放了。另一消息是北京有人给康生贴大字报，指责他是托派。大字报是贴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报》四日发表一社论“风派人物脸谱初析”，以辛辣的笔法刻画风派人物的嘴脸。最后有一句颇耐人寻味：“既已犯了风派错误，切不可再当溜派。溜进了八宝山也不行，人们总要谴责。”何人能进八宝山？
到尹阿姨家，遇到胡力力(胡耀邦之子)。他讲中央批康生是党内的一个运动，规模尚不知有多大。并讲谢富治这个人很坏，尤其文革中干了不少坏事。胡耀邦业已调到中组部当副部长。
两天来，一直泡在图书馆。花整整两天时间看完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此书不外借，只能在里面看。掩卷之后，若有所失。看书，容易看到纸面上的，却不大容易看到纸背面的东西。作家的心是袒露的，也是深藏着的。昨夜一晚都没睡好，耳边似乎一直响着音乐，杂乱无章的调式和莫名其妙的和弦。想到自己的计划，想到自己要写的书，脑子里出现一些幻觉，觉得这些思绪很美，很富有哲理，但又是那么飘渺，那么捉摸不定。
晚上，到柳东家去玩。他父亲是《战上海》的作者，现任南京空军司令部文化部部长。在文革中，他被关进监狱，拘留所，劳改农场达四年之久。他说，这十几年来，真正体会到斗争的复杂。战争年代里，营垒分明。虽然困难，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总是乐呵呵的。尽管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光荣”了，和战友们一起，患难与共，赤心相待。现在就不同了，你身边的人，有的是同一战壕里摔打过的战友，同样穿着军装，同样在一个桌子旁开会，可他却拼命地想整倒你，整垮你，整死你。
他讲，恢复工作之后有一次遇到聂司令(聂风梓，南京军区司令)，聂司令讲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当聂司令被迫劳改时，有的战士表面很严厉，而背地里却悄悄帮助他。破军装挂在树上，下工时拿来一看，破洞都补好了，口袋里还放着鸭蛋，花生，是谁干的都不知道。因而聂司令得出一个结论：好人打不倒，坏人跑不了。
最使他难忘的是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两年另四个月。在那里，他很受重用。名曰“掌握犯”，专门监督管理那些不服管教的犯人。他给小偷们办过许多次学校班。他讲，他原来不相信小偷的本领如此之大。有次与小偷打赌，在四只口袋里装上草纸，与小偷们一起参加批判会。开会时，不时地检查口袋。等到会议结束时，四只口袋空空如也，根本不知何时被窃。小偷们练基本功的方法很苦。在开水锅里放一枚铜板，用两只手指迅速夹出，速度慢了，手要被烫坏，太快了，又夹不准。久而久之，硬功夫就练出来了。
他讲，目前他正负责搞清查。实际上他想脱出来，搞些创作，主要搞电影剧本。老头五十七岁，性格很开朗。乍一看不像个作家的样子。山东人，敢说，也话多。柳东是他的老三，很想继承他老子的衣钵。
团委的工作很轻松。每天上午大家都出去听课，下午才上班。我选了“古代史”和“古汉语”。连续一段时间的学习，收益不小。如果老老实实把这两门课都学完，对中国历史会有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古典著作会畅读无阻。小阮(阮荣春，当时的团委宣传部长，现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日本早稻田大学博士)也跟我上同样的课。每天下课归来，两人总要互相考试，背诵所学的古文。
前两天，我们团委和校外办邀请了几位知名的书法家来校，有林散之，萧娴，费新我等人。这些老先生轻易是请不动的。我们打着外事活动的名义，请他们为校外事接待部门书写一些中堂，条幅。我因另有活动，回来时老先生们都已归去。团委办公室挂得琳琅满目。萧娴的字阴柔娟秀，费新我的左笔古朴苍劲，刘大羽的隶书潇洒逶迤。当我站在林散之的书法前，竟然楞住了。早就听说林老是如今中国的“草圣”，一只狂笔可泣鬼神。这幅字，黑压压地起笔，从上往下，一气呵成，最后一个字似一个大墨团，笔意收在墨团中间，隐隐有秋风乱草之意。
小阮在一旁问我，看出写得是什么吗？我左右端详，硬是看不出来。这狂草犹如抽象画，看着什么都象而又什么都不象。小阮说，“桃花源里可耕田”。我才品出点味道。这时办公室里团委的几个人都在泼墨，弄得我也心里痒痒地。于是乎铺开一张渲纸，手执一管狼毫，心里默想着林散之的那幅草书，一口气沉在丹田，鬼使神差一般成就草书，并落款“林散之”。小阮诧异地喊到：“真像”。小刘(团委组织干事)将我写的条幅与林散之的大作并挂在一起，与别人一同评头评足。
这时，办公室里来了两位不速之客，是小阮在南京师范学院的老师，两位书法教授。听说我们请来名家挥毫，特地来瞻仰一番。小刘有些恶作剧地问到，你们看林老的这两幅字那幅更好？两位教授沉吟半刻，竟然一致指着我所临摹的的那幅叫好，说这幅字更为洒脱，更显老道。整个团委顿时轰堂大笑，弄得两位客人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大家都没作任何解释，以免令客人难堪。但这件事成了我们几天来一直挂在嘴边的笑料。
连日来，看《美国史》，有一段深受启发。当一个无能的总统哈定因一系列丑闻而下台，柯立芝和胡佛也无力扭转美国经济大危机的情况下，罗斯福登上了白宫的石阶。他以一种令人吃惊的耐性处理着处于危机萧条中的美国。“他从艰苦的经验中知道，一个病人不可能在一天或一年之内康复，那就没有理由设想一个国家会痊愈的更快。他要照料一个病入膏肓的国家，他表现出无限的耐心。这种耐心有时使他选拔出来任事的年青人感到恼火。但是，他靠着耐心克服阻力”。他认为，他就像一个船长，带领一船人在大海上航行。他必须给大家指出一个人人都看的见的目标，这样水手们才能齐心协力地向目的地挺进。
昨天给省委书记许家屯写了一封信，仍是老问题，要求平反。自出狱一年半时间里，向各级组织反映了几十次，竟然毫无音讯。公安第十七次会议结束了。会议提出要对文化革命十年来的各种冤案进行清理，昭雪。提到清队，一打三反，五一六，就是不提中国最近最大的冤案：南京事件和天安门事件。令人费解，莫非反四人帮就不对吗？
四月底将召开省团代会，学校要我当代表。团省委要我写一份讲演材料，我拒绝了。原因很简单，没有平反，我不过是个“释放犯”。昨天章德书记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匡亚明任南大校长，党委第一书记，群情大振。他十年作壁上观，亲眼看南大风云变幻，对各种人物应有所了解，上任之后会抓到点子上的。南大在瞩目于他，寄希望于他。
应匡老之邀，晚饭后到他家。匡亚明看到我，说：“哎呀，你这么高？比我还高？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矮个子。”本想与校长多谈一会，突然来了省里的“贵宾”，我等只好回避了。
匡校长上班了。先开干部会，发表讲话，他将亲自抓六个问题：1落实政策，2恢复职称和教师提升，3房子问题，4教学科研，5基建，6工会和共青团。老头子很有干劲，有气派。他说，八年之后，如若不把南大办成社会主义典型学校，还有什么“三代同堂”的现象，不死就滚蛋，另请高明。大家都为之鼓舞。匡老在谈到共青团时，要我下周向他汇报工作。
昨天是五一劳动节，到山西路排队买书。中国人真可怜，为学习一点知识，竟花费好几个小时，在人流中挤来挤去。还得脑子活络，与别人合作，昧着良心插队，才买到四套书：《斯巴达克思》两套，《艰难时世》一套，《古文观止》一套。
今天看了一本书，香港中国文化中心出版的，编辑者郭志冰。此书出版于四人帮粉碎之后，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前。书名为《邓小平》。封面设计很有意思。邓小平名字写了三排，由小到大。前两排皆颠倒打叉，最后一排正排红底黑字，书角一张邓的像片。书是编辑的，大多是文革中的报纸，红卫兵的传单，以及少量外国记者的报导。中间有两篇文章很有意思。
第一篇是一位南斯拉夫记者于一九六六年六月写的，关于文革的开始情况。那时主席不在北京，而在上海。由《文汇报》开始，《解放军报》响应，打响了文革的第一炮。继而，大火烧到彭真身上。当时，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刘企图争取大多数中央委员，以开全委会的方式阻止这场革命。邓亦同意。原定于三月二十一日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其时彭真已受批判，外界谣传彭已被捕，然事实并非如此。刘少奇为了争取多数中央委员，派彭真，杨尚昆到外地联络，跑遍华中华北和西南。刘澜涛，李葆华，乌兰夫等五十余名中委陆续到京。但中南和华东的中委或按兵不动或云集上海，大有两个中央之势。此时通往上海和天津的火车已断，飞机停航。林彪为阻止刘邓开会，派兵沿山东西进。刘少奇也调兵遣将，要王恩茂派一个师向北京挺进。林彪则突然派人秘密赴京逮捕当时的总参谋长罗瑞卿，派杨成武任代总长，以军委的名义阻止王恩茂的那个师，这才避免了一场武装冲突。此刻，邓小平突然变卦，不同意刘少奇定下的全会日期，声称要等上海方面的中委到齐后再开会。结果，刘少奇渐渐失去优势，终于被打倒。林彪则因保毛而上升为中国第二号人物。邓小平由于开始和刘少奇结盟而变成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
另一篇是香港《明报》载的文章，题为《周恩来临终召见八大军区司令》。该文未署时间，估计是四人帮粉碎后发表的。总理在会见时高度赞扬了邓小平，说：“我与小平同志一起工作了几十年，我很了解他，他为国家立下了大功劳。小平同志恢复工作以来，每天只睡二三个小时，一心想把国家搞好。可是，现在总是有几个人与他过不去，现在批判小平的事不是正在进行吗？你们要支持小平同志。今后要关心他的一切。你们有保卫老同志晚年之责。过去，敌人没有用刀枪把我们害死，现在，却有人想用政治的软刀子和造谣的笔杆子把我们杀光。你们要用革命的枪杆子消灭反革命的笔杆子。我的死，可能导致小平和一些同志政治上的毁灭。不要怕，不斗是不行的。打倒小平同志的阴谋组织去年就已经成立，断章取意的言行录去年也已经印好，看来是专等我死后才来发表。我断言，中国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几块乌云终将会被雷电击散，阳光下的雨水使祖国山河更加翠绿。换来的是百花吐艳，春暖人间。这几句话，算作为的临终留言吧。”
昨天听李罗莎(老朋友，省委组织部长的儿媳妇)讲，省里有意调我任省团委副书记，大吃一惊。虽然半个月前就有此症候，但一直以为是谣传，未加重视。看来，不活动一下是不行了。我不想离开南大。想来自己根基短浅，腹中空空，难当以大任，此为一。另者，正值“惑”时，当努力学习，南大是学习的好地方。当今世界无知便无立足之本，此为二。大凡明智者善“急流勇退”。我无功于国，无德于民，难孚众望，当退不当进。自古高位者无非两类：一是功臣，二是饱学之士。我二者皆非。此为三。三思而行，当辞此任。
准备找章书记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古人视功名如草芥，视官禄如粪土。我深深明白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升得越高，以后或许就摔得越重，因为我喜欢提异议，喜欢报忧，喜欢揭缺点，这正是某些领导人所不喜欢的人，被视之脑后有反骨的人。不知怎么，我就是没有歌功颂德的习惯。我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为人民作点好事是应该的。若想得到赞扬以为回报，就不好了。至于发展到只能听阿谀奉承，甜言蜜语，而听不得半点意见或异议，那就快灭亡了。历史上的教训还少吗？
团省委今天开会，传达团第十次代表大会筹委会的精神。为了不至于被调出，星期天找章书记谈了一下。章书记刚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久。我向章书记要求“归队”，即回到系里去，章书记笑着说：“你还想归队？省里还要你出去呢。”我一听忙说，就是为此事而来。接着谈了自己的看法，表明自己实在不想“当官”。我说，在自然科学里，自己或许还能干一些有益的事，但社会科学就无把握了，搞不好还给领导带来麻烦。章书记笑了，说：“你竟然还有这种想法。”他建议我找匡老谈谈，说匡老在省里说话顶用。
昨天上午，找到匡老。与校长谈归队问题。没想到校长支持我的想法，要我到组织部去谈，并物色一个文科的团干部来取代我。但组织部一下就把门给关死了。我坚决要求归队，他们却用种种的大道理来说服我。组织部长欧磊无意中透露了团省委和省教卫办要调我的消息。我对欧磊说，无论谁来调，都希望挡一下，万望手下开恩。我不是不想当官，但我只想当人民选出来的官，而不是领导任命的官。今天你们看我好就提拔我，明天看我不好又一脚踢下去。我干脆自己下去，省得今后麻烦。
今天，组织部把我叫去，看了一份省委文件，抄录如下：
中共江苏省委文件苏委发(1978)46号
批转省公安局党组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
各地，市，县委，省各部委办局党委，党组，省各直属单位党委，省军区党委：
省委同意省公安局党组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责成省公安局会同有关部门抓紧时间，认真贯彻落实。现将这个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执行。
中共江苏省委。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
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做好平反处理工作的报告
省委：
我局曾于一九七六年四月，因在南京街头刷写标语，呼喊口号，发表演说等活动拘留逮捕了十一人(拘留五人，逮捕六人)，其中南京大学三人，南京邮电学院三人，南京铁路分局三人，南京钢铁厂一人，省建筑五公司一人。除原南京钢铁厂工人XX，因犯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奸污女知识青年等罪行而判刑外，其余十人，已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经省委批准后作了释放处理。
最近，我们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四号文件关于对纯属反对四人帮及其党羽而受到打击处理的人一律平反的指示精神，作了复查，认为结论不当，平反工作做得不彻底。如在“释放决定书”中，使用了“在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中刷写了标语(或街头演说，呼喊口号)”，以及“决定释放”，“无罪释放”，“教育释放”等词句，没有写明属于错捕或错拘，释放出去后未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拘捕审讯中的材料也没有处理。遵照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二十三号文件和一九七八年四号文件精神，提出重新处理意见如下：
在拘捕的十一人中，除在审查中发现原南京钢铁厂工人XX，犯有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奸污女知识青年等严重罪行，已经判刑应当维持原判外，对其余纯属反对“四人帮”而被拘留的李西宁，康育义，毕春根，吴培根，李勇康和被逮捕的章勇山，张夏阳，秦峰，厉传彬，蒋杰等十人，予以重新处理：
(一)修改原“释放决定书”。
(二)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三)公安机关在拘捕侦审中的材料全部销毁。
(四)在关押期间拍摄的照片和按捺的指纹，交所在单位当本人面销毁。
(五)凡未补发工资的全部补发。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中共江苏省公安局党组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五日。
好歹总算有了个结论。不管矛盾与否，还是讲出了南京事件的实质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这样，只要四人帮不再死灰复燃，我就无后顾之忧。如这些左派们上台，我便只剩一条路，崭木为兵，揭竿为旗。
学校正式开始“双打”，主要打击三种人：1)文革中一贯打砸枪的首犯和主谋策划者，2)对干部和群众施行法西斯手段的杀人凶手，3)跳出来实行阶级报复的阶级敌人。第一个拿来祭刀的是曾邦元(南大数学系，文革时江苏省造反派红卫兵司令)。开过他的批判会后立即宣布逮捕。匡老指示，先解决各总支和部处的问题，一个一个过堂，人人要检查自己在十二年里的表演。
当然，这十二年对我来说，是不怕任何人来检查的。除了开始在“黑字兵”(我当年参加的红卫兵是保皇派，用红布黑字作袖章，故被人们称为“黑字兵”)纠察队里干了一段时间，看押过“牛鬼蛇神”外，既没有打过人，也没搞过“逼供信”。但这一切，是我主观上认识到这是错的吗？非也！只是我那时还小，只是没有在客观上给我造成机会。倘若岁数大一些，肯定会卷入到各种武斗纷争里去的。我们都太盲目了，谁也没有意识到算总帐的可怕。
我不反对“算帐”。但一定要严格注意政策。文化大革命，使得人们在迷人的口号下自相征伐，自相残杀。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哪还有信任，哪还有亲情？造反初期的“牛棚”，“清队”时的牢笼，抓“五一六”时的刑堂，无一不令人发指。我校不就有老教授被头朝地吊起来毒打，被敲诈钱财的吗？不就有老专家被迫吃蚯蚓的吗？不就有老师被连续批斗十三个昼夜，神经错乱的吗？不就有因一字之误而被整的家破人亡的吗？不就有忍耐不了殴打折磨而跳楼自杀的吗？这都是债，都要讨还！
向谁讨呢？向那些当年受人愚弄的年青人讨吗？照我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关键在“本”。何以正本？有待中央，许多是是非非我们小老百姓是说不清楚的。
试论文革开始，到底征求了多少中央委员的意见？是否在全党有一个统一意志？中央文革的意图到底是什么？从66年到69年是否还有党的领导？打砸抢的风气是谁倡导和支持的？三忠于，红海洋等一系列封建残余寓意何在？所有这些皆“本”也。而这正是人们目前所回避的。
我们是反对四人帮的，有些老布尔什维克们也是反对四人帮的。但在新时期，这俩批人也会有分歧。原因是他们不准我们去触动那些一成不变的陈规，神圣不可侵犯的禁地。
建国二十七年了。广大农村缺衣少食，城市工人住房紧张，副食紧张。国民经济面临崩溃。所有这些，党是有责任的！为什么我们竞会给四人帮造成了可以使之为所欲为的环境呢？岂不怪哉？二十七年的痛苦尝试，尤其这十二年，大多数人看清了这一件事：我们搞的不太像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要选择楷模，找榜样。美国不敢学，苏联更不行，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熄灭了。谁是马列主义呢？谁是社会主义呢？难道是南斯拉夫？难道是罗马尼亚？
我们在默默地打着自己的嘴巴。
假如我是个旁观者，可能会在这迷离混沌中摸出一点道道来。可惜的是，太难了。我不可能是旁观者。我每每都是卷在旋涡中的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是盲从的，都是狂热的。大家造就了局势，又反过来被局势所奴役。
今天传达了两个文件。中央二十九号文件指责越南黎笋集团沦为修正主义。三十号文件申明南斯拉夫共产党是马列党，国家是社会主义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谁也不会去说明白，谁也不想讨个说法。
政治，永远不会像数学那样严密，那样有逻辑。
团省委宣传部长老吕给我来电话，问我省团代会的发言写好没有。我说一字未写。他问为什么，我说在等你们的“口径”。你们光让我写，却不告诉我写什么，写到什么程度。老吕马上责怪了省教卫办一通，说教卫办工作不落实。然后给我定了两条：一不准提南京事件，二不准写坐牢。我一听，很痛快地告诉他，我不写了！
我知道，即使我写好了，也会被某些人大加杀伐。因为这些人很有些“党性”。他们以为我会在乎他们恩赐的那点儿荣誉，或者以为我是个泥捏的人。非也！泥巴之下尚有几根傲骨。
省团代会于18日开幕，至今已四天。今天是大会发言。关于我的发言稿，曲折颇多。他们终于放弃了以前定下的框框。但定稿时，没征求我的意见就增删了许多地方。故今天发言时，我随机作了改动，大的改动有三处：一是不同意他们强加给我的话，诸如什么“忠于”之类。我说我决不忠于任何个人。二是关于省委对我们平反一事。没平反就是没平反，实事求是，决不虚构。三是最重要的，即对南京事件，北京天安门事件中人民革命斗争的评价，加了一大段，突出讲这个问题及其历史意义。
我的这种作法，固然要吓坏一些人，但得到的是更多同志的支持和自己良心上的安宁。章勇山(南大党委书记章德之子，南京事件的参与者，牢房的难友，现在美国，博士)在会后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罪名付笑谈，桂冠视轻云”。颇有同感。人生在世，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摧，贫困不能屈。
《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李春光的一篇文章，对天安门事件大加赞颂，称之为“惊天动地的伟大历史事件”。前两天罗瑞卿的夫人郝志萍在一篇文章中亦谈到天安门事件，并讲通过此看到了民心的向背。昨天，收到《中国青年报》的一封信，向我约稿。他们准备开辟一个专栏“打鬼英雄谈不怕鬼，不信邪”。
今天，《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来照相，尴尬地照了几张。这位记者说，陈永贵最近有些错误，中央对他提出批评，主要是他横加批判万里同志在安徽的工作，指责万里在搞资本主义复辟。
上午，章书记把我和秦峰找去，又给我们看了最近省公安局的一份“释放决定书”，全文如下：
江苏省公安局释放决定书
南京大学数学系助教李西宁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出于对周总理的热爱，对“四人帮”的仇恨，刷写了反对“四人帮”的标语。于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被拘留。根据中共中央[1976]23号文件的规定，经过审查，标语是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属于错拘，决定释放，予以平反，恢复名誉，并销毁在侦审期间所有的材料，补发在关押期间扣发的工资。
江苏省公安局(章)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七日
看了这“释放书”，只有令人苦笑。都出来快两年了，竟然还有这姗姗来迟的“释放书”。好一个公安局，竟和我们这些昔日的囚徒讨价还价。与上一份“释放书”相比，他们增加了“属于错拘”四个字，却删掉了“对周总理无限热爱，对四人帮刻骨仇恨”中的“无限，刻骨”四个字。也罢，反正大权在他们手里，我们也无心再周旋了。
在宣传部，看了胡耀邦同志今年五月十九日与新华社同志的谈话，摘抄如下：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想到历史教训，包括古人的历史教训。列宁同反对派是如何争论的？斯大林初期同反对派是如何争论的？那时双方都可以当场质问。列宁时代搞得更好。
抗日战争时期，法国，意大利派代表到中国考察，认为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有世界意义。结果，我们后来走向了反面。赫鲁晓夫后来不杀人，比较聪明。卡岗诺维奇被打成反党集团后，打电话给赫鲁晓夫求情，说希望他不要做得太过份，意思就是不要杀人。赫在电话上反过来骂他，我们才不搞你们那一套哩。
全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了。惨痛的经验是什么？就是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
我们还要从封建时代引为借鉴。秦始皇的专制带来了汉初的生动活泼，隋炀帝的专制带来了唐代的贞观之治…。
一个政党没有民主，这个政党就开始灭亡。不搞民主，就没有真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这里我冒叫一声，全国人民要求富强，你要离开富强而搞阶级斗争，人家不痛恨你？你再搞七年看看，谁敢阻挡潮流？总要碰得头破血流的…
我们许多人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按中央的文件规定出发。四人帮横行时，许多人摸中央有什么精神。应该先向下，后向上，下是基础，上是参考下的。如果不合，应该建议中央改过来。这是先驱者应有的勇气，不能把上下颠倒了…”
我的请调报告党委批复了。同意我回计算机系去从事业务工作。有些人不理解我。有人说是“激流勇退”，有人说是“功成身退”。总之一个“退”字是说对了。我有我的想法，只是两个字：学习！过早地搞行政工作，忙忙碌碌，将一事无成。要扎扎实实地搞点学问，这才是正理。
学校今天莫名其妙地突然召开“平反大会”。章书记上午从省里开会回来，便决定下午开会。我还在系里听课，新任团委书记找到我，向我传达了领导决定，并问我是否愿意大会发言。我当然拒绝发言。但一上午宣传部的同志都劝我最好说几句。
下午开会前，到了宣传部，副部长老韩(韩星臣，现南大党委书记)正与两个记者谈话。他们是来自《新华日报》的记者，专门来采访我的。但没讲几句话，开会的时间就到了。来到会场，章书记要我坐主席台，我拒绝了。才在台下找到一个位子，就听到后面一排地质系总支书记华文明大声问到：“为什么匆忙开这样的平反大会？被平反的人只有一人在校。这样重要的会议不让当事人参加行吗？”这时校政治部主任陆夕书上前解释到：“实话告诉你，新华社要发李西宁的稿子，不平反还行吗？要抓紧时间。”
我一听，恍然大悟，我又要当一次“木偶”，而且是不太光彩的“木偶”。怪不得《新华日报》两个记者到了宣传部，要宣传部连夜突击一篇关于我的报导，原来是抢主动权，《人民日报》的稿子不给他们用，他们必须自己组稿，而且要抢在新华社之前发出。而我呢？别人不要指着我的脊背骂吗？好个李西宁，为了发稿，竟在这个会上故作姿态。
我心中烦躁，坐立不安。
章书记讲话了。他讲了为什么要开今天这样的会。他把问题摆在桌面上，打开窗户说亮话。并讲了我们三人(秦峰，康育义和我)在平反问题处理上的起伏与周折。章书记坦率的讲话，使大家心中的迷团得到了解释。轮到我发言了。我说，在粉碎四人帮两年之际为我们三人平反，本来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这来得太突然，有点儿莫明其妙。听了章书记刚才的解释，才有点明白。原来这是省里领导的“战略部署，特殊安排”…这时台下哈哈大笑。
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一夜，下午到了北京。江苏省参加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有一百一十人，都住在新落成的“向阳招待所”。
才到住房，就遇到两位来访者，是“人民文学”的编辑，一名王蒙，一名高远。这二人口才很好。其来意是通过采访，写一篇报告文学。
《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昭先，张行端二人为我写的专题报道，题目为：《扑不灭的火焰》。当真火焰不灭吗？就目前而论，经过这出狱两年来的风风雨雨，已经暗淡许多了。
这次团代会能否开得满足全国青年的心愿呢？能否真正调动全国青年的积极性为“四化”冲锋陷阵呢？能否使我们这一代朝着既有进取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方向迈进呢？这是我所希望的。
昨天，在动人心弦的军乐声中，华主席，邓副主席，叶副主席等领袖登上主席台。台上下顿时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长达七分钟之久。我坐在主席台上，思想似乎凝固了，只是一直在鼓掌。
大会由王照华同志致开幕词，接着，李先念副主席代表中央致词。然后，工会，妇联，总政，科协等分别致词。最后，由一群红领巾致词，这是最高潮的时刻。这些天真可爱的小天使们，把爱和希望送给人们，看得出，许多人都是热泪盈眶。
今天上午，由王照华同志主持了一个座谈会，出席者皆是与四人帮作斗争的同志，有贺延光，韩爱民，赵大中等人。我在会上发了言，谈了三点看法。一是实践检验真理，民主作风，破除迷信的问题，二是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三是五敢精神。同时也提到我们在平反工作中遇到的阻力和疑问。王照华同志要我写一份书面材料。
昨天，韩英作工作报告，胡启立作修改团章的报告。报告一扫“帮八股”的陋习，令人欣喜。但仍未敢给天安门事件平反。
昨天下午，大会主席团开会，通过选举法草案和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北京的王军涛首先发言，建议韩志雄同志为中委候选人。相继，贺延光，我，韩爱民等人发言支持这一建议。韩英说，此案将提交全体代表讨论，然后主席团再通过。另外，清华大学的周为民提出对北京团市委副书记耿世忠的质疑，说他在四人帮横行时不太光彩，要求解释。但主席团的头脑们回避了这个问题。
今天，电影学院和中央广播台的同志找到我。电影学院的同志名叫黄式宪。他们准备写一部故事片。黄的思想与我很和拍。他讲，据中央组织部提供，天安门事件中共抓人369人，其中四名老干部。77年因反吴德(北京市委书记)和拥护邓小平出山又抓了16人，统共北京公安局抓了385人。他讲，团十大工作报告送审稿上有一句：“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青年革命斗争史的光辉一页”，被五号首长(汪东兴)划去了。联想起中央联络部的朋友小杨告诉我的，原提名表扬的有庄辛辛，也是被五号一笔擦掉，说“这个人过头了。”中央电台的同志想组织一批稿件，在青年节目中广播。要我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作风，一个是社会主义教育。
21日，党中央领导接见全体会议代表，与大家合影。我有幸坐在第一排，清楚地看到这几位所崇敬的老一辈革命家，心情无比激动。
今天，大会发言，我亦作了演讲。在昨天下午的主席团会议上，由于我们一帮人的争取，使得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增加了三位反四人帮的同志：韩志雄，李洪刚和刘秀英。
大会是26日闭幕。26日上午进行了选举，有效票1978张，我以1975票当选为第十届团中央委员。下午闭幕式，李先念出席。
27日上午，到北大看望老书记周林。他正在开常委会，听到我来了，就出来接见，谈了十几分钟的话。这位老人仍旧很风趣。他讲北大工作难搞，干部队伍四分五裂。有次疲劳过度，心脏病发了，住院二十多天。我劝他多保重身体。来北京之前，就听说北大是“一塌糊涂两锅粥”，说得是北大有“一塔湖图”，加上两个姓“周”的领导：周林和周培源。俩人合作的不太融洽，怪不得老书记连连叫苦。
昨天上午，共青团的老书记胡耀邦作报告，生动，活泼，精彩。昨晚，应胡力力之邀到他家，正好胡耀邦亦在家。和老人谈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他讲思想解放还很难，看来还要两年时间。四人帮十年来的流毒不是一下子就能肃清。我谈到目前是两头热，中间冷。他说，是啊，十几年来，把人们都搞得圆滑了。但是又不能全部采取组织措施，不能一概撤换，要引导，教育。
我还谈到匡亚明校长的一些作法和想法。他说：“我听说匡亚明还住在原来的破房子里，很感动。这一点就说明了是一个好干部。你回去后，要向人民日报投一篇稿，赞扬一下吗。”由于晚上还要出席联欢会，虽意尤未足，也只好告辞了。力力送我出来，讲了许多关于五号(汪东兴)的问题。看来大家对此人都有看法。吴德(原北京市委书记)下台了，他也该快了吧。
从北京归来已一周了。团代会结束后，我分别在北京团市委，外交部，科学院，宣武区，《诗刊》社作了五场报告。但在报告前，我们代表团的团长徐希珍(团省委书记)却找我谈了一番很别致的话：“你不要为天安门事件，南京事件评价太高，要按中央的口径。你是南京事件的带头人，如果你硬要说这是一场伟大的运动，别人会说你骄傲。”看看，多么有水平的劝告啊。
但我偏偏是个固执而“骄傲”的人。我在每次报告会上都为天安门事件大声疾呼，高度赞扬。事件，是人民的功劳。若没有人民，我们只是区区小丑。而正是人民，才形成了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运动，这难道不应该加以颂扬吗？
然而，斗争是尖锐复杂的。四人帮虽然粉碎了，但他们的幽灵还在中国游荡，他们的黑幕尚未完全揭开。不少人还被“圣经”和迷信禁锢着头脑，不敢越过雷池半步。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绝非理论界的小吵小闹。它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斗争的变革性意义。要检验么，就什么都要拿来检验一下，包括这个“文化大革命”。最近，我与戈林(南大哲学系主任)和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作者)等老先生讨教时，大家总结出十个需要检验的问题：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三家村，四条汉子，五一六通知，六一六指示，七二一指示，八一八接见，九大，十大。
在讨论中，我还谈了自己的看法。要检验文化大革命，需要从头检验起。这个革命是阴谋还是阳谋？它开始的含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在中央政治局讨论，而是与几个乌合之众缩在苏州的小黑房里捣鬼？为什么七八年后中央和地方还对文革不理解？原因只有一个，是独裁而非民主。如今讨论“实践”的深远意义也就在于此：没有标准，何从检验？更谈不到“正确评价”了。
好一个“革命”。不惜停工，停产，停课，不惜数千亿人民币，不惜工厂不冒烟，田野长青草，不惜科技战线一片荒芜，不惜文教领域青黄不接，不惜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干什么？权！我要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历史事件的逐渐暴露，人们的眼睛亮了，人们心中的疑团增多了，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不敢说的话敢说了，不敢怀疑的人敢怀疑了。正像一个北京朋友对我讲得那样：“这些年来，我经过痛苦地思索，终于像牛氓一样，一榔头把我心目中的上帝打碎了。我什么苦都能吃，但我最怕的是别人欺骗我。”
中国人民是不会永远沉默的。中国人民正在苏醒。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曾对一些干部讲：“美国人说不相信中国人到底能忍耐多久，我劝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目前的情况很微妙。在北京时，有几位老干部找我谈话。一位外交部政治部的老太太对我说：“我们这一辈人活不了多久了。把什么样的遗产交给你们，我不敢保险。目前‘凡是派’和‘检验派’的斗争就很激烈。”我能体会得出，他们仍希望我们一伙人再接再励，助邓小平一臂之力。其实，不用他们暗示，我们也会这样干的。
前天收到周小忠(同学，目前在美国，博士)的信，他寄来一份张耀池(中央办公厅主任)在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节录如下：
“有人吵，天安门事件要翻案。天安门事件有坏人，不然为什么要烧汽车，冲大会堂？四人帮迫害群众悼念总理，但也有坏人趁机捣乱。华主席讲过，中央有规定，这件事不要再提了。但有人还要写文章，给天安门事件翻案，要立碑，说是革命行动，什么话？！
现在有人写文章，有问题，很严重。有些文章是指向毛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发表，有人不同意这时候发表。但有人说好得很，有人是用毛主席的话批毛主席，有的不仅是针对毛主席，也是针对华主席。有的逼省委常委标态。黑龙江的杨易辰说要‘五不怕’，不对么。这股风很大，要顶住是不容易的。我对张平化说，你是宣传部长，你要掌握方向”
这个讲话来势汹汹。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区区一个他是不敢这么胡言乱语的，看来有人支持他。
然而，今天的人民绝非昔日可比，北京的民主气氛极强，我寄希望于人民。胡福民对我说：“民主是斗争得来的，而不是靠什么人恩赐的。”中国封建专制二千年，在今天的世界上还能延续下去吗？如果有什么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阻碍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那么请等着，必将出现第二次，第三次天安门事件！
由于当上了团中央委员，回系的问题又变的阻力重重。党委似乎要重新讨论。
今天报纸，头版头条，《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
这条消息虽然很短，这个决定虽然只是北京市委作出的，但在全国势必引起轩然大波，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愿。
我原以为，这段历史恐怕要由后代来评说了。但是，我们这一代是不甘心的。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历史创举，能默默无闻地自泯自灭吗？不，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一定会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似是而非但问题在逐步澄清。但要真正公平地作出判断，绝非易事。因为历史毕竟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它还是会生硬地掩饰一些巨大的漏洞。只有当历史学家们抛开政治的绊纤，站在政治的旋涡之外，才能从这迷离恍惚的历史现象中理出一条线索。
继北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之后，江苏省委亦紧步后尘，为南京事件平反。学校为我们三人开了表彰大会，授予“与四人帮斗争的英勇战士”，南京邮电学院也开会，授予章勇山，张夏阳等三人“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
紧接着，接到团中央的通知，到北京参加报告团。22日乘三叉戢到了北京。头一次坐飞机，简直活受罪。
这次活动由团中央主持，全名为“天安门事件报告团”，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为团长，我为华北分团团长。昨天，上午在中央直属机关作报告。下午，在首都体育馆开一万八千人大会，团中央领导都出席。这个大会不光是天安门事件的当事者们作报告，有几个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
有趣的是，在我作报告之前，大概人们有些厌倦那些模范们类似说教的演讲，台下乱哄哄的，不少人离席走来走去。我上讲台后，一不用稿子，二不讲套话，只是像讲故事一样给大家叙述南京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一会儿，台下安静了，人们都坐下了，我可以感觉到控制着听众的情绪。由于我是最后一个报告人，讲完之后，数百人围在主席台下，要我签名。我觉得现在把我们吹捧的太过份了。
柯岩同志在散会后抓住我，一定要看我的日记。当年她和贺敬之曾读过雷峰日记，并合作长篇诗《雷峰之歌》。在开团代会期间，她曾找过我，一为《诗刊》编辑部筹稿，二要我将自己的日记给她看，说有助于创作。我当时含糊地答应了。但后来一想，我这日记里太多离经叛道的东西，还是不暴露为妙。她责备我失信。她又告诉我，张志民(著名诗人)以我为题材的诗已经写好，准备搞一次朗诵会，要我一定参加。
《人民文学》的高远同志把王蒙写的报告文学给我看了。写得很精彩。
这几天都安排的很紧。今天下午，要到石油化工总厂去讲，然后，回到市里参加话剧“于无声处”的座谈会，晚上参加“中国建设”组织的与外国专家座谈。
气温下降了。外面刮着呼呼的北风。
北京的政治气候也有些反常。西单“民主墙”出现了大批的大小字报。纪念堂周围也有大字报，主要是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中央现领导的看法，以及对一些大冤案的看法。109厂以“公民团”的名义贴出起诉书，对马小六(镇压天安门事件的打手)起诉，要求成立“天安门事件调查团”，由林乎加，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童怀周等人参加，要揪出这一大冤案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
天安门事件二百余名受难者，原定于今日下午二时在天安门游行，递交请愿书，起诉书。胡启立等人连夜作工作，使之解散。后来听说，二百余人还是到了天安门，挟带着大字报，但只在纪念碑前合了影，就没再采取任何行动，看来胡启立等人的劝慰是有效的。
昨晚，与外国专家座谈。有位专家说她收到的《人民日报》中夹有传单，提出打倒毛的口号。
情况非常复杂。
今天上午，到北京工学院作报告。临行之前，我对贺延光同志说，估计中央可能鉴于形势，取消报告团。果不出所料，我走之后没多久，他们就召开紧急会议，解散报告团。原因没细讲，只说这是中央主席和几位副主席的意思。此外，25日一万八千人大会新华社发了稿，但全国各报无一刊登，看来很有点儿名堂。
面对这种形势，需要小心谨慎，认真对待。多走一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
对主席的评价，我有自己的看法。他是个人，不是天上的神仙。他不可能一贯正确，也会有错误。尤其是他的晚年，作了许多没道理的事。但是，他毕竟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他，就几乎否定了中国革命。老一辈们是不会答应的。对他的评价，是个复杂的问题，是个有条件，有时间，有场合的问题。现在，党和人民的思想都还不成熟，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还没有到水落石出的地步，许多原则是非尚有争论，整个国家还没有恢复元气。在这个时候，任何大否定或大肯定都会带来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敌人所高兴的，正是那些“凡是派”所希冀的。
我们在斗争中要总结教训。我们的国家犹如一个病人，气血两亏，需要边调养，边治疗，来不得大手术，经不起大动乱。若老病复发，恐难以救药了。
但是否因此而退缩呢？是否因此而禁锢人民的思想，重新设立禁区呢？我想绝无此理。让人民说话没有坏处。人民自有衡量真理的尺度。作为领导者，应善于引导。在大家说话的时候，在大家思想活跃的时候，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引到大建设上来，这样对“治病”有好处。
今晚，《诗刊》社举行诗歌朗诵会，在首都工人体育馆，有好几万人参加。几位著名诗人分别为天安门事件的参与者写了诗，并由著名的演员来朗诵。而且在朗诵前，当事人还要到场中央亮相，有我，韩志雄，窦守方。
当我被介绍给观众时，我说：“我不是英雄。我今天就像当年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一样不承认这个称号。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报纸上说我们觉悟高，学马列学得好，我也不承认这一点，大家也不要相信，我们的报纸就会瞎吹。中国自古以来多少次农民起义，哪个学过马列呢？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我们也是如此。四人帮反对周总理，而周总理是我们心中的旗帜，是中国的希望，是人民的希望，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四人帮反对周总理，我们就要反对他们，此时不反，更待何时？至于我个人，只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普通公民，在一九七六年履行了一个公民的义务而已。”
我从台上下来，许多人跟我握手。田华(演员，白毛女的扮演者)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说：“你讲了我们不敢讲的话，讲得太好了。”
今晚出席晚会的均是文坛名宿，周杨，曹禺，刘白羽，臧克家，艾青，马识途，白桦，还有田华，李默然，于兰，孙道临等著名演员。
匡校长也到了北京。今天他的秘书章荣春打电话来讲，昨晚七时，西单聚集有一两万人，把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加拿大人抬起来(《纽约时报》，《每日新闻》)，他们用中文讲述中午12时邓小平接见他们时的谈话要点：一、西单民主墙好。让人民民主自由好，但有些观点我不同意。二、有人说，对毛主席三七开，毛主席比三七开好。三、彭得怀同志要平反，对他要四六开，同我一样，四六开。四、对刘少奇，没表态。
今天，胡启立召集我们，传达三个中央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讲话，节录如下。
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访华情况简报(外记124号)
十一月二十七日，邓小平副总理会见了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回答了诺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话中有关国内问题的内容如下：
一、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
诺问及最近北京有些大字报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的问题时，邓副总理说，毛主席历来讲，任何一个人都不是没有缺点的。但中国人民都知道，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这是肯定的。这个历史是怎么也抹杀不了的。所以我们说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毛主席从来提倡把马列主义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搬马列的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你们大概注意到了我们提倡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因为有些问题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毛主席在世时不可能提出来。按照马列主义的原理，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伟大的人，伟大的领袖每句话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群众对毛主席有这样那样的议论。这些议论并不好。如果让我来评论，毛主席对中国的贡献之大很难用什么言词来形容。概括讲，就是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但实事求是地说，不能说毛主席没有任何一点缺点，或者某些个别的错误。但这个东西比起他的伟大功绩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有人说三七开，我就不赞成。毛主席的伟大功绩拿七来概括不行。现在国外有人议论“非毛化”。你可以在你的文章里写上，中国领导人永远不会干赫鲁晓夫干过的事。
二、关于对彭得怀重新评价的问题
当记者问及有人说要对彭得怀等人平反并进行重新评价时，邓副总理说：彭得怀同志还是共产党员。他虽然一九七四年死了，并没有开除党籍。我了解他，他有错误，但功绩还是比错误大得多。我本人想法，彭得怀与我差不多，四六开吧。抗美援朝时他是志愿军总司令，打了几十年仗嘛。错误也确实有，有些事要澄清一下，不一定公开在报上，只是内部澄清一下。清理包括这些事，包括彭得怀的事。人民有意见，就要清理一下。有的人问题比较复杂，那就以后再清理。现在遵循的是毛主席的原则，叫实事求是。我们人民日报有篇社论，题目是“有错必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的，凡是错误的都要纠正。有些人一提到纠正就怕，好象一提纠正就是针对毛主席的，这个看法就错了。
三、驳所谓“权力之争”
当记者谈到东京的报纸上有人说中国有“权力之争”是“华、邓之间的权力之争”时，邓副总理说，这是毫无根据的。华国峰同志任党中央主席，全党、包括我自己在内，非常高兴。可以告诉你一个背景材料。在确定中央领导成员时，有人要我当总理。我就首先表示反对。到不是说我不可以当，当总理是累死人的工作。那时我已七十三岁，现在七十四岁多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一点的搞比较好，如华主席就比较适当。关于天安门事件，搞四个现代化，我们意见完全一致。当然每个人的思想不能完全一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有不同，说话的程度有深有浅，有多有少，不能要求细节完全一样，这不可能。要求是在大的方面，大政策，大目标一致。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可以说，不仅是华主席和我，整个中央，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世界上有些人在猜测，比如说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问题讨论有猜测，有议论。有议论有争论是好事。千篇一律倒是僵化的表现。你们报纸有多少不同的议论！我们过去太单调了，有点争论就认为是权力之争。是过去简单化形成的一种印象。
四、关于大字报和安定团结的问题
当记者谈到出现一些大字报，批判了一些人，是否是一个信号说明政治局正在开会或不久将来要开会，把他们开除政治局时，邓副总理说：不会的。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只看一段时间的表现。我们现在开的会，主要是讨论任何实现四个现代化问题。但我们确实想把过去有些冤案、错案和群众不满意的东西清理一下。对有些犯了错误的同志可以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不可能完全了解一个人或一件事的具体细节。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了解所有的事情。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要清理一下。比如说，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反革命事件，这也是我们党中央意见，也是全国人民的意见。这些问题清理一下就过去了。目的是引导全国人民向前看，搞四个现代化。对有些问题有些群众还会有意见，还会写大字报，这只能给群众说清楚。中国人民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有能力鉴别是非，关心国家大事，了不起。你看现在贴大字报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没有什么坏处。现在贴大字报、讲演，这种现象，我就高兴。我们中央的人就高兴。生动活泼怕什么？什么意见都完全正确也不一定，还要善于引导。可以说，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一心一意地希望安定团结，建设好我们的国家，人民生活逐渐提高。
报告团的同志基本离京。今天听说，中央开会讨论了一些人的问题，彭真，薄一波，杨尚昆的问题基本解决，据讲已分配工作。另外，赵紫阳，万里，胡耀邦，林乎加四人可能要进政治局。我想，这种默默的变更不要比明火持杖的大喊大叫好得多吗？策略得多吗？只要这些人进了中央枢钮，要想干什么还不是水到渠成。原来是等价的事情，聪明人就会作得滴水不漏。
晚上，到匡校长的住处，跟他谈了二个多小时的话，章荣春也在座。匡校长对我回系搞业务有了新看法。他说，原来不太了解我，单方面听了我的申诉就同意我回系，结果在党委会上挨了批评。他说搞政治工作也很需要人，而且我很适合团委的工作。我说我实在不愿意放弃学习，而且校长应该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连组织关系都已经转回系了。校长看我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便笑道：“你得给我三十五岁当上讲师，四十副教授，四十五正教授，否则还给我滚回来当干部”。校长要我早点回南大，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想见我。
这几日，有一个小家伙经常来团委找我，要么他扑空，要么我太忙而推却。昨天，正与浙江代表团会谈，他就守在门外，一直到晚十点多钟，到底把我给堵在团委了。与他谈(到不如是说听他谈)了近一个半小时的话，结论是，此人看过一些书，搬来(套购)了许多思想，买弄过不止一次。他很想有作为，但又不知道如何才叫有作为，更不知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环境里怎么样才能成功。他胆子很大，能抨击的他都敢于试探，可以讲闯入了禁区的深处。他也敢于思索，遗憾的是根底太浅。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不是靠骂人过日子的，一个数学考试仅仅得五分(百分制)的他，竟然奢谈起宇宙的起源与无限，居然用数学表达式来验证他自己发明的“1．5元论”，荒谬之极，可笑之极。他说他要向马克思挑战，要检验马、恩、列、斯、毛等设计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蓝图是否正确。他还要成立个什么党，用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作他的党歌。看来，他此番来访是有所图的。我问他，你想用《过零丁洋》为党歌，请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汗青”二字作何解，典故何来？他一下子楞住了，红着脸，支唔半天不得要领。他说，要是成立“党”不成熟，先成立一个什么“会社”也行。好家伙，把我也当成和他一样的角色了。我对他的大胆和勇气是佩服的，对他在某些方面的洞察力(不管是偷来的还是他自己的)也颇为欣赏，但对他这个人，却不得不嗤之以鼻。他不是神经有毛病就是太不知天高地厚。
最近看了一些《七十年代》，里面讨论了许多问题。感兴趣的是：
一、对党的最高领导及各地方高级领导要规定任期。
二、反对封建主义。
三、允许党内存在反对派。有人主张把共产党一分为三，因为三角比两极稳定。分别代表工人，农民，及其它阶层。三党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当敌国入侵时，可并为一。平时，可由一个协调机构“中共中央联委”主持各党的联络、仲裁、监督等工作。军委由联委负责。军人就役期间，不得参与任一党的活动，以保持军队的中立性和对政府的忠实性。该文作者打了一个比喻，中国好比一条船，只有一个发动机，一旦坏了则无法前进。若有三个发动机，则可增加到达目的地的可靠性，效率和信心。
前两天，正式发布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是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解决了许多重大问题，对中国今后的进程将带来巨大的影响。
据讲，华国峰同志提出不要搞个人崇拜时说：“我们不要送走了一个神又请进一个新的神。”
又听说中央内部进行组织调整。胡耀邦任中央办公厅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组织部长由宋任穷接任，姚依林任中央办公厅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张平化调党校学习，而“凡是派”的马前卒张耀池被免去职务。中央召开追悼会，为彭得怀、陶铸正式昭雪。
昨天，刘顺元同志(江苏省省委副书记，曾因彭得怀问题被打成右倾分子)请我到他家，同去的还有戈林同志(南大哲学系主任)。刘顺元过了元旦就要到北京上任，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到他家时，他正在下围棋。刘老是中共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参加革命时是燕京大学英语系的高材生。非常健谈，思想极为解放。
他说：“这十几年，我们党基本被打败了。每一个党员的权利、义务都不起作用了。只寄希望于北京的那一点力量。粉碎四人帮，所依靠的是什么手段呢？宫廷式的，只好抓人了”
对毛泽东的看法，他并不想多讲。但当戈林说，毛的思想只适用于民主革命阶段，而社会主义时期他没作多少贡献时，刘老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依我看，毛泽东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英雄，他不懂马列主义。”
我谈到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讲现行的选举方法不科学时，刘老讲：“现在的选举多半是假的，无法让人们来选择领导人。中国无产阶级的地位很低。外国资产阶级吃肉，还给工人喝汤。而我们号称无产阶级政党，却连汤都不给工人喝。”
总而言之，刘老的思想是非常活跃、非常解放的。要有一帮这样有水平、有作为、有理论、而且有权力老革命家在中央，中国就有救了。
我之所以谈选举的问题，是对目前的选举程序有完全不相容的想法。显然，当今世界上的政权都是“树”形结构，但却有不同的选举方式和负责方式。我认为，选举的影射应该自下而上，每个选区选举出自己的代言人。而负责却是自上而下，如果领导人不对自己选区的人们负责，就会被罢免，至少他任期一到，便无法连任。
而我们目前的选举方式和负责方式却正好相反。选举是自上而下，领导们秘密制定名单，全凭自己好恶。选举只是形式，选民们不知道名单上是何人，有何政治观点，工作能力强不强，为政是否清廉。反之，负责方式是从下向上。基层向上级负责，全党向中央负责。于是，每一个领导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只代表上级的“长官意志”，他只受制于他的长官，而不是受制于他的选民。这样，怎么能不弊病百出呢？老百姓只得寄希望于好领导，寄希望于青天大老爷，寄希望于“明君圣主”。因为他们除此之外，毫无别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