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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我与许家屯先生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恐怕我的名字他也早就忘记了。那时他是江苏的“土皇帝”，而我不过是他治下的一介书生，而且又是草民之中的第九等——属于所谓“臭老九”阶层。然而我确实有几件事与他有些瓜葛，今天看来，还是蛮有讽喻意味的呢。 说他是“土皇帝”，第一因为江苏有几位共产党的老领导如刘顺元、惠裕宇等曾进京向中央告他在江苏拉帮结派、搞“独立王国”，颇有些“土皇帝”的做派，而且敝人还与此案有些关系。第二，他被几位老革命拉下马以后去香港主持新华分社，曾有人说他“土”，一不通英语，二不懂粤语，怕他打不开局面。第三，他的名字土，你听：“许家屯”，叫人想起一个小小的村庄。我的家乡就有不少叫 × × 屯的小村子，大都很土。记得上大学时，大抵是1950年代末吧，毛主席视察江苏，夸许家屯在省委书记中“是最年轻的”，叫他“娃娃书记”，也曾笑着说：“许家屯，像个村庄的名字。” 不过，许家屯毕竟是有文化的人，而且也早已反“土”为“洋”了。看他在香港几年的政绩以及1989年之后在国外颇为开放的言论，与当年的江苏“土皇帝”真是判若两人。我与他的二三事中他的一些做法，我想他自己现在也会不以为然的。但中国人健忘，还会有另一些人至今仍然以我们早已不以为然的事为然。钱理群大声呼吁“拒绝遗忘”，我想他是对的。所以我要把一些“陈谷子烂芝麻”拿到阳光下晒一晒。诚然，数落一位失势的老人是很无聊的，但我只想写出“当时环境”下的某种况味，读者自会从中得出教训，与今天的许家屯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首先要说的是我曾受过许家屯的赏识。沙叶新批评没有出息的文化人“以被赏识为荣”，我就有这种毛病。那是文革后期，评论《水浒》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那时许家屯早已从文革初被“打倒”的状态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到了领导的“宝座”上。他叫省委的刊物《群众》紧跟“评水”运动，于是编辑约我写稿。我是个“跟跟派”，是一个被建国后的教育尤其是文革政治弄得奴性十足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受宠若惊。对“评水”的政治阴谋一无所知，文章只能是跟着“上边”的调子唱。但文章发表后，编辑告诉我：“你这篇文章是由许家屯同志亲自审定的，他很赞赏。”我当时确实曾有一种“受赏识”的愉快，眼睛都亮了起来——一个奴在心的文化人，再也没有什么比受赏识尤其是受大官的赏识更让他动心的了。十多年后，当我对自己的奴性开始有些反省时，重读这篇“评水”之文，真是汗颜！江苏文艺出版社出我的论文集《文学与历史》时，我曾将此文与另外几篇吹捧“样板戏”的文章作为附录编在书中，但编辑给删除了。 文革结束，许多在文革中“红”过的人都倒了霉，但许家屯的官做得更稳了。他在文革初是被当作“走资派”受过冲击的，现在轮到他来冲击那些冲击过他的人了。江苏文艺界能与“四人帮”挂得上钩的事，当首推小说、戏剧、电影《欢腾的小凉河》，因为这部作品确确实实紧密配合了“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在全国影响颇大。但这部作品是许家屯亲自抓出来的，一批就会弄到自己头上，成了他“批邓”的罪证。于是他来了一个金蝉脱壳计，拿一位青年作者开刀了。这位青年作者写过一部描写“与走资派斗争”的长篇小说《我们这一代》。正是许家屯治下的宣传部门鼓励作者写了这部小说，出版后曾热情肯定，赞赏有加，作为自己的“政绩”很是宣传过一阵子，但如今一翻脸就狠揭猛批起来。我曾亲临文艺界的揭批大会，那气氛与文革无异。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我，被这做法惊得目瞪口呆，我幼稚的心灵在颤抖。一个共产党的官，怎么这样不诚实呢？原来满口“实事求是”的人恰是最不实事求是的，这叫作“缺什么吆喝什么”。我一气之下，带着对党的信任之感，写成一篇短文，为那位素不相识的做了替死鬼的作者鸣冤叫屈，题目叫：《不能这样对待青年作者》。《钟山》的编辑汤淑敏女士凭着一股子正义感，当即编发此文，决定以显要位置叫它与读者见面。但她的顶头上司不放心，觉得这样的文章不叫许家屯过目是不行的。于是送审，文章被“毙”了，但稿酬照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一篇未发表文章的稿酬。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先枪毙再发抚恤费”的待遇呢？听说与许家屯有关。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有一个批示，大意是说：此文写得很好，但考虑到目前江苏工作的困难，一切应以稳定为重，建议此文暂缓发表。你看这批示写得多么圆熟，砍一刀都不留疤痕。当我拿到这笔稿酬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似是受辱，又似是受贿，心中还有些莫名的恐惧感。为了权势者的“稳定”，可以颠倒黑白，可以制造谎言，可以伪造历史，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此事发生不久，又一件事使我幼稚的灵魂战抖得更加剧烈，简直可以说是流血了。1976年“天安门事件”爆发前夕，南京的学生、工人就先闹起来了。他们贴出大标语，讨伐“四人帮”，实际上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文革表示强烈的怨怒。那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带着冲天的豪情和正气，带着一路的歌声、口号声，从南京大学一直游到雨花台。队伍前头走着一位青年——南京大学团委书记李西宁。北京大镇压，撤销了邓小平的一切职务；江苏的许家屯当然也奉命镇压，李西宁被许家屯下令逮捕，投入狱中。李西宁是一名共产党员，品学兼优，在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工作，因为喜欢文学，与我有些交往。不久文革结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天安门事件”平反了，李西宁被放了出来。马上要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大会，欢迎与表彰他们这些敢于面对专制捍卫真理的英雄们。一天，李西宁到我家，面带忧郁感伤之气，说许家屯派人找他谈话，要他在五台山大会上多讲省委的“好话”。如在狱中如何受到“保护”“关心”等等。他很沉痛地说：“董老师，在狱中他们打我，饿我，生了病都不给看，比在电影里看到的国民党的监狱还可怕，叫我怎么说他们的‘好话’啊？”李西宁是条汉子，别看他白净的脸上流露着书生稚气，但他的脊梁骨是硬的。他硬是不听那一套妄图遮人耳目、控制舆论的“政治交代”，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痛斥“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只字未提那莫须有的什么“保护”“关心”。不用说，气坏了许皇帝。“抓你是我，放你是我，总是我对，应感激我”——这就是权势者的逻辑。不信这个逻辑，就给你颜色看。当时许家屯就叫媒体对李西宁的宣传大大“降格”，照片不准见报等等。正直、纯洁而又有着很高的政治热情的李西宁，从此再也焕发不起政治热情来了。许家屯身上那种政治虚伪性深深地伤害了他。他出国进修，钻研自然科学，学成后再也没有回来。我也从此觉得党派政治中陷阱太多、谎言太多。近读高尔基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对其中对政治斗争之阴暗面的批判颇有同感。他说，政治斗争有时会把人身上的坏东西如说谎、诽谤、虚伪、残忍等“唤起”来。美国学者奥威尔（George
Orwell）也说过类似的话：某些人的政治“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如果李西宁照许家屯的意旨在五台山大会上撒谎，在不了解真情的人听来不是很像真话吗？许家屯对那位青年作者的“谋杀”以及建国以来我们对诸如胡风、储安平、遇罗克等思想者的“谋杀”，曾经是多么冠冕堂皇，像是“正派行径”啊！ 李西宁事件之后两三年，我的老师陈中凡先生去世，追悼会规格很高，有省里的领导出面。开始之前，许家屯来到贵宾接待室。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同志介绍我和许家屯握手时说：“许书记对你起草的悼词亲自过目，很满意。”这是我第一次与许握手，在他恐怕也是第一次把“董健”这个名字与“其人”联系起来，所以他很是看了我一眼。但我再也没有7年前“评水”那一次受他“赏识”的愉快了。这不仅因为此时我已经知道了那次“评水”的政治欺骗性，而且还因为我想起了那个做了政治斗争牺牲品的青年作者，想起了我那篇没有发表而拿了稿费的文章，想起了李西宁那张对政治失望的忧郁感伤的脸。 就在我与许家屯第一次握手的1982年，他关于“封杀”江苏“四条汉子”的命令便秘密下达了。事情还得从许家屯下令“围剿”作家顾尔镡说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江苏文艺界很活跃。顾尔镡一马当先，指斥文坛弊端，思想解放，敢闯禁区。他的言论被人“汇报”上去，总书记胡耀邦作了一个关于顾尔镡言论有政治错误的批示，于是引发了江苏对顾的“围剿”。我是被命令参与此次“围剿”的，亲眼目睹了许多“好戏”——各种人的表演。那些对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心怀不满或对顾尔镡个人抱有成见的人，都大打出手。没想到正当他们“战犹酣”的时候，一瓢冷水泼了下来。胡耀邦在听了一些同志反映的真实情况后，尊重事实，顺乎民心，收回成命，极“左”派认为的“铁定”之案被平反了。听了这新精神，我们奔走相告，欢欣鼓舞。记得高晓声拉着我立即跑到顾尔镡家去报告好消息。许多被迫参加“围剿”而又一直无话可说、硬找话说、左右闪烁、言不及义的人，这时感到十分畅快。少数几个批顾“英雄”大放厥词，攻击总书记“出尔反尔”；我们则说这样实事求是的总书记真是难得。这时就冒出了江苏“四条汉子”的问题。这不过是个比喻，指的是南京大学教授包忠文、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甘竞存、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陈辽，还有一位就是敝人。我们四人经常在一些文艺界的座谈会上或公开出版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抨击极“左”思潮的言论，尤其是在此次“围剿”顾尔镡的斗争中又有抵触情绪，偶尔还冒出几句犯上不恭之论。有人把我们的言论向许家屯打了“小报告”，许家屯便内部下达了一个所谓“四人三不准”的指示，就是我们四个人一不准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不准在文艺界的各种聚会上露面，三不准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节目中出现，一句话，在媒体上全面“封杀”。好在许皇帝只能治江苏，我们的文章还能在外省或全国性的刊物上发表。著名剧作家、文坛老将陈白尘听了这事之后说：“许家屯是有名的‘许三版’——常常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整整三版的大文章。当年不让在江苏排演我的《大风歌》，就是这位‘许三版一版定’的，如今又‘版定’你们四人‘三不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怕。” 直到许家屯被调香港，“四人三不准”的禁令才被取消。江苏的老领导刘顺元、惠裕宇等进京告许家屯，材料中曾提到他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随意剥夺“江苏四位批评家”的发言权。许家屯在江苏待不下去了，却得了一个主持香港新华分社的美差。“土皇帝”的一套在香港当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很快就反“土”为“洋”了。看他在海外发表的言论，他是拥护改革开放、拥护邓小平的，这当然很好。我自然也不计前嫌，暗起敬意。1992年春，我赴美访学，路过洛杉矶，有人告诉我：“许家屯就住在星云大师的庙里，你如去访他，说不定他会请你吃一顿素餐呢。”我真想去看看我当年的“许书记”，说几句心里话。我一向认为，脱了乌纱帽的官就有心里话可说。如果就着素餐，远离政治利害，冷冷静静地说说那发生在1975年至1983年间的他与我的二三事，那将是很有意思的。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前副校长） （责任编辑 冯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