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育院毕业，我该上小学了。那时，爸爸已经患病，脑血栓，半身不遂。爸爸的工作单位搬走了，原来的通讯学院变成解放军外语学院。我们一家离开部队大院，和另外几家病号一起，住进了建国大街22号，一处日本鬼子留下的营房。

张家口四面环山，城区被一条河分成两半，河西河东。河的名字很美，清水河。听大人说，这条河一直流到北京，变成永定河。我去过几次，站在桥上往下看，要么见不到水，只有卵石黄沙，要么细溜溜的一道水，一点也不清，黄乎乎的。

建国大街在河东区的最东头，一条南北向的沙土路。22号是个独立院，院子很大，迎街一排房，院内一排房，大门洞子二层楼，据说这里原来是日本鬼子的司令部，楼上是岗楼，可以架机枪。街对面是外语学院，隔着一道小砖桥，桥下是几尺宽的千里渠，人工开凿，好象从来没流过水。

大院里住了五户人家，大老王、小老王、胖叔叔、陈主任，再就是我们家。五家的爸爸都是部队的病号，原单位搬迁了，把他们丢在这里，由一个养鸡养猪的后勤兵站代管。22号院子大，房子多，各家挑挑拣拣，占据了最好的地盘，还剩下很多的空屋子，时不时地有人来住。但他们都住得很短，没多少日子就走了，坚持抗战的，只有我们五家。大老王家五个孩子，老名、二狗、老丫头、小四儿、小蛋儿。小老王家一儿一女，丁丁、平平。胖叔叔也是一儿一女，小明、小妹。陈主任只有一个女儿，小霞。后来我们知道小霞是抱来的，因为陈叔叔有毛病，生不了孩子。这一帮小鬼头，加上我家兄妹四个，年龄相差无几，如同花果山里的一群小猴子，整日价上蹿下跳，折腾得鸡犬不宁。

院子里有十几座高高矮矮的水泥墩，四方形，像地底下伸出来的烟筒。每座墩子上面顶着一个铁皮做的尖盔，尖盔下罩着一只铁桶般的百叶窗。刮风的时候，铁皮桶就会转，走马灯一样。大人们说这是通气用的，因为院子地底下有一座很深很大的建筑物，我们叫做地下室。地下室有两座大门，相隔近百米，厚厚的水泥浇筑，跟现在的地铁入口很相象。那里面到底有多大，我没量过，但我从小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总有个大致的估测。首先，地下室比两层楼还深，打开大门，阴风扑面，站在楼梯口用手电筒往下照，黑咕隆咚，根本看不到底。再之，地下室有上千平方米的面积，我们一帮小朋友在里面捉迷藏，玩一次电筒就没电了，因为要找遍几十间大大小小的房间。地下室虽然深入地下，却不潮湿，走廊和房间里有壕沟，壕沟上面铺着木头地板。我们曾掀开过地板，在手电的照耀下，可以看到粗粗细细管道和密密麻麻的电缆。这座地下宫殿一度是我们游戏的天堂，直到有一天，大老王家的二狗在里面摔断了腿，家长们怕再出事，大锁封门，我们失去了自由进出的权利。

俗话说，七八九，厌似狗。那时候，爸爸走路不便，管不了我，妈妈天天上班，没时间管我。我和院里的小伙伴成天疯玩，身上脸上脏兮兮的，活像个野孩子。野也罢了，还特土，土得掉渣。不仅吃的土，穿的土，就连上的小学都土，叫个“土尔沟回民小学”。

从22号大院的偏门出去，有一条倾斜的土路，由高向低，旁边一块很宽很深的洼地，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土尔沟”。洼地高处大约六七米，被雨水冲刷得七沟八梁，很苍桑，远看去，像西北的黄土高坡。沿坡路往下走，快到沟底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院落，里面有许多房子，中间立着一座塔，洋葱头，琉璃瓦，太阳下闪着蓝光。后来我知道，这是回回的庙，叫作清真寺。我曾扒着墙头往里面看过，一群群的男人，头戴小白帽，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塔顶站着一个人，高声喊叫着怪怪的话，底下的人们一曲一伸，动作很整齐，好像做广播体操。过了清真寺，再转一两个弯，就到了回民小学的大门。小学分前后院，前院是教室，后院是操场，隔开前后院的，是一大排厕所。后来，学生多了，操场边又盖了一排房，成为五、六年级的教室，最惨的是五一班，紧挨厕所的大粪池。

不像现在，孩子入学，家长们讲究哪个学校条件好，哪个学校质量高，开后门，花大钱，也要把孩子送到名牌学校。而那时的父母们，特单纯，没这么多讲究，只要学校离家近，能认字儿就行。就这么个简单的理由，我被送进了回民小学。跟我一起的，还有大院里的两个小女孩，大老王家的老丫头，小老王家的平平，我们三人一个班。

我们不是回回，都是汉人，在学校里却成了少数民族，经常受欺负。上学第一天，老师要小同学们作自我介绍，还要说说最喜欢的是什么。我那时表现欲很强，举手抢答，介绍完爸爸妈妈，就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的是猪肉馅饺子。话音才落，几本书就砸过来，还夹杂着咒骂，“臭”，“脏”，“恶心”。从那一天起，我才知道，在这个小学里，不能说“猪”。不仅不能说，还看不到这个字，课本里“牛”“羊”都在，“猪”却失踪了，害得我好几年后才会写这个字，还得偷偷摸摸的。

我们是小孩，不懂这规矩倒也罢了，可大人们也会犯错。我们大院北邻是张家口日报社，两家仅隔一道砖墙。有年过节，报社食堂搞来几口大肥猪，在院子里摆起屠案，大开杀戒。猪们不愿就范，嗷嗷尖叫，几里外都能听到。杀了猪，刮了毛，刮不干净的地方用火燎。杀猪的师傅还点了一堆火，把刮下的猪毛扔进去烧。他们没想到，外面就是土尔沟，回民们扎堆居住的地方。那天正好西北风，猪的嚎叫声，烧猪毛的焦胡味，开膛的臭臊味，一古脑地飘向土尔沟。这下把回民兄弟们惹毛了，拿着埽把、菜刀、擀面杖，气势汹汹地围住报社。我不知道事情最后如何了结，反正来了好多警察叔叔，又喊又劝，乱哄哄的，到了晚上，人群就散了。不过，从那以后，报社再不敢大张旗鼓地杀猪了。

虽然我们在学校里受欺负，每年也有几天开心的日子。每逢开斋节、古尔邦节，回民老师和同学放假。我们没资格，还得上课。学校里只有几个汉族老师，照应不过来，要我们自习，他们躲着打扑克。没人看管，我们自由了，满教室乱窜，满校院乱跑，扯着嗓子高声大喊，杀猪了，杀猪了。

一年关于猪的压抑，此刻都尽情地发泄出来，心里觉得很痛快。当然，这种发泄还有另一层因素，我们太想吃猪肉了。而那时的中国，被“三面红旗”带进了“三年自然灾害”，猪肉见不到了。大人们说，苏修逼我们还债，猪肉都让老毛子抢走了。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从小就特别痛恨苏修。

“三面红旗”开始的时候，我还太小，贡献不多，只打过苍蝇，轰过麻雀，捡过煤核。除四害的日子里，老师天天追在我们屁股后面要苍蝇，害得我把火柴盒里的洋火都倒掉，变成装苍蝇的小棺材。我们大院里有一个公共厕所，里面苍蝇很多，都是绿头大眼睛。每天下学，我都要拿着一个马粪纸钉的大苍蝇拍，在厕所里转来转去，像一个武功高手，左击右拍，然后小心翼翼地将苍蝇尸体放进我的洋火盒里。

苍蝇交得多，老师就会在我的作业本上画一面小红旗，很快，我得到的红旗比“三面红旗”还要多得多。这种微薄的奖励也让我很激动，决心再接再厉，上交更多的四害。厕所的粪坑里蠕动着一层层灰白的蛆，看着恶心，我不敢捞。可是，我发现厕所地面的砖缝里有很多蛹，老师说过，这些蛹会变成苍蝇。于是，我从家里找了一把工兵锹，带着弟弟们把厕所的地砖都撬了起来。这下洋火盒不够用了，把妈妈放皮鞋的盒子偷出来，敛了满满一鞋盒子苍蝇蛹。可是，我的革命创举却没得到大人的支持。胖叔叔上厕所，差点被满地的乱砖拌了个大跟头。他拎着我的耳朵，在我爸爸面前告了状。爸爸大发雷霆，但他半身不遂，舌头不大听使唤，憋红了脸，吐出一个简洁的字：“跪！”

旁人乍一听到这个音，可能一下子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我懂。跪，是我经常受到的处罚。有时我一个人跪，有时兄弟三个一齐跪，脸朝着石灰墙，膝盖底下是冰凉的青砖地。如果真的犯了错，罚我下跪也认了。像那次和小明打架，两人纠缠在一起，滚来滚去，把胖叔叔的京胡压扁了，胖叔叔告状，我挨罚，算我倒霉，谁让小明是他儿子呢。可这次，我明明是听毛主席的话，为除四害出力，没想到得不到表扬，反而罚跪，令我感到格外委屈。

但是，大人就是大人，不会和一个小毛孩子讲理的。况且，和饿肚子的滋味相比，只要吃得饱饱的，跪一会儿真算不得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