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小学五年级后，我的记忆就变得比较连贯，比较系统了。并非我的记忆力好，而是有迹可寻。从那时起，我开始断断续续地写日记，最初是被老师强迫的，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回忆自己的童年时光，自然要翻阅以前的日记。可是，翻来翻去，里面大都是革命词藻堆砌的流水帐，生硬呆板，全然没有一个小男孩的天真与幻想。

读了一本《不死的王孝和》，我立志要学习革命先辈，树立伟大的无产阶级人生观；听了一场忆苦思甜报告，我发誓要牢记阶级苦、血泪仇，有鲜明的爱和恨；参加了一次红歌会，我看到旭日东升，好比毛泽东的红光普照全国，我们高唱凯歌，革命的歌声，使我们心花怒放，使帝国主义胆战心惊；学了课文《叶公好龙》，我感叹道，我们天天说要听党的话，可党叫我们好好学习，而我学习并不好，这就像叶公好龙。…

我试图从童年的日记里寻找一点蛛丝马迹，证明自己并不是那么正经、那么革命，结果枉然。没有别的办法，只得撇开日记，在已显迟钝的大脑里进行数据挖掘。可笑不可笑，率先蹦出的两个关键词，居然是“流氓”和“女人”。

上保育院时候，我就知道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男孩站着撒尿，女孩得蹲着，因为她们没有小鸡鸡。只有陈主任家的小霞不同，按现在的说法，是个另类。她也喜欢站着撒尿，还摽着我们比赛，一二三，尿，看谁滋得远。突然有一天，老名说，看女人尿尿是流氓，我和二狗、小明之流才感到害臊，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和流氓有什么关系。此后，看到小霞解裤子，我们怕当流氓，便远远地躲开。

还有一件事，也和流氓有关，却没牵扯到女人。那是三年自然灾害后的一个春天，22号大院突然热闹起来。爸爸们聚集在院中央，锯的锯，夯的夯，钉的钉，搭起了一个半米来高的木头架子。我好奇，问老名。老名一脸神秘，悄声告诉我，他爸爸找到一只公羊，蒙古种，今天下午来，和我们院里的奶羊交配。我不懂，继续问。老名说，交配就是公的操母的，操过了，母的才能生小的。我当然知道“操”是骂人的话，可就是不知道“操”的具体含义。老名翻了我一眼，小笨蛋，不懂拉倒，没功夫搭理你。吃过午饭，爸爸妈妈把我们锁在屋里，严肃地说，外面大人有事，你们在家好好待着，不准偷看。越是不准，越是激起我的好奇心。我扒在窗前，向院里张望。院中央的木架子旁，拴了一只老大的山羊，胡子足有半尺长，比起我家的小奶羊，它像一头大象。大老王叔叔牵来他家的奶羊，连推带拽，硬塞到木架子底下。那只大羊像发了疯，又蹦又跳，前腿扑到架子上，肚子下面似乎多出个长长的东西，一上一下打晃晃。后面的事，我没看清，一来木架子离得远，二来大人们围得紧。晚上，我问妈妈，什么叫交配？妈妈一脸惊愕，反问道，你打哪儿听来的？我说老名。妈妈对爸爸说，这个老名，屁点大，就开始学坏了。然后气呼呼地对我说，你以后少跟老名玩，当心变成个小流氓。

大人的话，我一贯当作耳旁风。在我们眼里，老名是老大，什么都懂。我们一帮小嘎巴豆，都是老名的跟屁虫。多少次，我们坐在高高的土堆上面，听老名讲那些色彩朦胧的故事，心里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和冲动。只可惜，我还没来得及变成个小流氓，老名离开了我们。他初中毕业后，成绩不好，上不了高中，便考进宣化技工学校，离开了张家口。老名的走，让我感到失落。本来好多不明白的事，在爸爸妈妈老师面前不敢问的事，都可以向他请教。可他走了，令我们的童年生活黯然失色，却也安份了许多。

等我再一次听到流氓和女人的话题时，已经上小学六年级了。我们班上有45个同学，岁数参差不齐。大多数12岁上下，也有几个上学晚的、留级的，最大的已经有15岁。大龄同学里，我还记得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叫不出名字，只记得他们的外号。为什么记得他俩，都跟流氓有关系。可是，在讲他们的故事之前，还得先说说我们的新班主任。

六年级开学，我们班换了班主任。新班主任是个女的，姓沙，看上去不像老师，倒像个大姐姐。白小告诉我，沙老师是他家的邻居，教导主任的女儿，才从师范毕业。说沙老师是教导主任的女儿，我怎么看，怎么不信。教导主任的脸瘦长，不带笑，而沙老师的脸圆圆的，白白的，像十五的月亮，一天到晚笑眯眯。

沙老师新官上任，工作很积极，经常带我们到郊区的杨家坟生产队，和贫下中农挂钩，听老奶奶忆苦，还帮队里积肥。一天，出发前，我在教室前整队。老丫头上前报告，她组里那个年龄大的女同学今天请假，不能去支农了。我问，有什么理由。老丫头悄声说，她病了。什么病？来月经。那是什么病？嗯…。你说呀，到底是什么病？老丫头脸一红，呸，不要脸，掉身离去。我原本就不待见老丫头，哼，不说就不说，有什么了不起。

整好队，沙老师来了。我像个小兵，立正敬礼：报告老师，六一班全班45人，实到44人，一人因病请假。沙老师皱了皱眉，谁？什么病？我大声回答，XXX，来月经！话音刚落，队伍里轰然暴出一阵怪笑，沙老师白白的圆脸一下子变成红柿子，厉声喝道，笑什么笑，流氓！

我吓了一跳，看看沙老师的神情，不像在骂我，她口中的流氓，似乎跟那怪笑有关系。可究竟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就这样，那个女同学平白得了一个外号，来月经。班里同学明着也叫，暗着也叫，一直叫到小学毕业。唉，现在想来，怪我无知，真想对她道声对不起。

发生在大龄男生身上的故事有点暧昧，因为事情发生在黑暗里，无法求证孰是孰非。那个男生叫大疤瘌，这个外号可跟我没关系。他是个留级生，下巴底下有一条两寸来长的伤疤，说是腮腺炎化脓开刀留下的，他留级，外号也跟着留了级。大疤瘌个子高，块头大，说话哑哑的，像只老公鸭，小同学都怕他。大疤瘌学习并不好，表现也不突出，可沙老师说，要调动所有同学的革命积极性，让他担任了班里的劳动委员。

一天晚上，沙老师召集我们班委、队委干部开联席会，讨论如何深入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一切听从党安排。会开完，大家离开教室。我走在最后，负责关灯锁门。突然，黑暗中一声刺耳的尖叫，啊，流氓！我一惊，连忙把灯打开。沙老师站在门口，紧紧抓住大疤瘌，气得浑身直发抖。你，你摸我的乳房，你耍流氓。大疤瘌满脸恐慌，不是的，是我不小心碰到的。你撒谎！我没撒谎，真是不小心碰到的。你敢发誓？敢，我向毛主席发誓，保证是真的。沙老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松开手，哼，先饶你一次，下次再让我抓到，送你进派出所。

沙老师这么凶，我还是头一次看到。通过这件事，我得了一个教训，女人不能碰，更不能摸！谁摸谁是流氓。可是，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对先前的结论产生了疑问。

那天是星期日，我到沙老师家送报纸。每个周日下午，我都出去送报纸，因为我是班里《中国少年报》的义务投递员。沙老师家在一个大杂院，院里都是回回，白马杨沙，好几家人。进门是白小家，旁边住着教导主任。最里面有一间小平房，沙老师说，那是她的香闺。我还特意为“香闺”两个字查过字典，觉得沙老师有点儿小资产阶级。

走到香闺前，我轻轻敲门。沙老师，您的报纸。香闺里传来一阵哗哗的撩水声。等一等，就好。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沙老师出现在我面前。她光着脚丫，套着呱嗒板儿，穿着花睡衣，头发上还水淋淋的。沙老师让我坐在她的床边，自己对着镜子梳头。梳了一刻儿，她转过脸，笑盈盈地问，我白不白？我早就觉得她很白，应声答道，白。我好看吗？在我的意识里，女人洗过澡都好看，便使劲点点头。沙老师坐到我身边，撩起衣袖，露出一段白胖胖的胳膊。你摸摸看，滑溜不滑溜。我低下头，眼光有点躲闪。她拿起我的手，在她小臂上来回蹭了几下，真的很滑溜。但是，不知为何，我莫名地心跳，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下意识地缩回了手。沙老师幽幽地叹了口气，唉，还是个孩子呢。

从香闺出来，我身上一直发抖，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因为我不知道沙老师想干什么。我感到非常困惑，如果女人让你摸，你摸了，还算耍流氓吗？如果算，是我流氓，还是她流氓？或者，大家都是流氓？

很快，我小学毕业了，考上张家口市一中。据说一中是省立中学，条件很好，可我连校园的大门都没进过。那一年，爸爸退休了，带我们一家到扬州。

我告别了22号大院，告别了土尔沟回小，告别了张家口。

我也告别了顽劣的童年，带着一些白色的记忆，走入人生的另一段旅程，荒诞的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