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1）
彭晓光口中的“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是一句江湖混混们常说的老话。听上去鼓舌斗狠，却道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境。不服？不屑？无计？无奈？
那头骑在胯下的小毛驴，一步一笃不紧不慢，好似光阴徐徐流逝。而那拿在手里的唱本，无词无曲空空如也，恰如前程吉凶难卜。
走着瞧？瞧什么？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不过，有一件事，不仅当警察的常乐天猜得到，更多熟知中国历史的上了年纪的人也猜得到，犯上作乱的后果，必将是镣铐与屠刀。果然，丙辰清明过后，大镇压开始了。《人民日报》发出讨伐檄文，《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该文借用“工农兵通讯员”的名头声称，四月上旬，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清明节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煽动搞反革命组织。他们用影射和赤裸裸的反革命语言，猖狂地叫嚣“秦始皇时代已经过去”，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大方向，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的真实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之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讨伐檄文既出，形势瞬时逆转，全国陷入一派红色恐怖。警笛尖叫，犯上者锒铛入狱。大棒翻飞，天安门血流成河。面对镣铐和屠刀，老百姓战战兢兢，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多说一个字，只将那句“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藏在了心头。
走着瞧？瞧什么？还是没人说得清，只有天知道！
周恩来逝后，坊间曾流传过一份手抄件，《总理遗言》。虽说“遗言”的遣词造句颇具总理之风，情深意切不骄不躁，老成持重不偏不倚，还是被公安部列为“反革命谣言”，在全国清查追缴，没几天就抓捕了谣言制造者和一大批传播人。未几时，坊间又冒出了一份手抄件，亦来历不明，真伪不详。可怪异的是，这份堪比《总理遗言》的手抄件流传甚广，却无人追究。然真也好，伪也罢，总之事出有因，枳句来巢，空穴来风之谓也。
这份抄件仅区区十余言，观其口吻，乃出自于红墙里那位病入膏肓的老人，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对身边几个亲信讲的一番无头无脑的话。
交谈乎？遗嘱乎？像雾像雨又像风。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预感大限将至，这位“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红朝万岁爷终于不那么自信了。他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不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是关心起自己的后事，对一生的盖棺定论，对遗产的何去何从，他拿不准，甚至悲观，冥冥中似乎闻到了“腥风血雨”的味道。“你们怎么办？”看着连口大气也不敢喘的身边宠信们，老人无奈，只得自问自答，丢下一句既不负责任、却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实话 ─ “只有天知道”。
“只有天知道”，其潜台词也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可老人家走不动了，也瞧不见了。民间有句老话，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就在丙辰中秋的那个盈亏更替之夜，阴阳交合之时，皓月当空，赤星陨落。
噫乎。流水无情，逝者如斯。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大到日月星辰，小到虫豸蜉蝣，凡世间万物，在自然面前，在时间面前，无一不是流水，无一不是逝者。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
《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于当日下午四时播出，接着便是那首国人业已熟稔的哀乐。这只源自黄土高坡唢呐曲的哀乐，凄婉悲怆，如泣如诉，今年已经是第三次播出了。播一次，送走一位红朝元老。先是周恩来总理，接着是朱德委员长，这一次，轮到了“伟大领袖”。
也就在这一年，天上掉下来三块大石头…。
（2）
呜咽的哀乐声中，5311厂的机床马达都停了。只有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音喇叭还在坚持值守，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来自北京的“告书”。这些天天高歌“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大喇叭们辛苦了十年，此刻也变得老迈，音调失真，时不时地发出几声刮玻璃似的尖叫。
然而，这一波波闹心的噪音，顾建军却没听到。此刻的他，一丝不挂，撅着白屁股趴在床上，脑袋扎在一对儿绣花枕头当间，呼呼酣睡，像一头死猪。
顾家屋里屋外，到处贴着大红“囍”字。堂屋饭桌上方，还是那张慈祥端庄的领袖像。这张画像供了多年，业已泛黄，沾了不少灰尘和油渍。而画像两旁的对联却焕然一新，从原来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变成了“吉日恰逢桂子熟，新婚喜共月儿圆”。
昨日中秋，花好月圆，顾建军成亲了。
“娘，饭好了。喊建军起来吧。”
“不忙，不忙。俺儿累坏了，让他多睡会儿。”看着丰乳肥臀、小腹微微隆起的新媳妇，常念春端着婆婆架子，一本正经，心里却在偷偷地乐。
他爹，咱大儿总算成了亲，老顾家有后啦。虽说儿媳大了建军一岁半，模样倒还中，要奶子有奶子，要屁股有屁股。瞧她肚皮尖尖，一准怀了个带把的。新媳妇没过门就大了肚子，邻里们背地里嚼舌头，可常念春这个当婆婆的一点也不觉得臊。她知道，媳妇肚里的娃儿是顾家的种，自打建军把姑娘领进门，就听到他屋里噼啪噼啪地闹个不停了。这敢情好，娶了儿媳，还捎带着孙子，双喜临门，咋不乐死个人。不过呢，天底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唯一让常念春不太遂心的是亲家，成分高不说，还是个下放户。建军给这种人家当女婿，日后少不了有麻烦，少不了往丈母娘家贴钱啦。
照理说，常念春来自农村，挨过饿，吃过苦，受过罪，不该长了一双势利眼。可那下放户，竟是比乡下人还矮了一大截，也就跟逃荒要饭的差不多。几年前，不仅学生娃娃们被发配到农村，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下，许多城里人也被遣送到乡下当农民。由于他们成色杂，而且拖家带口，便被一股脑地称作“下放户”。比起知青来，下放户更要惨，惨得那叫没法说。家家户户连锅端，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了收入，又不会干农活，坐吃山空，没着没落。苦挨了几年，实在活不下去，下放户们便冒着危险，偷偷回到城里。可是，家里的老房子被居委会充了公，回城后无处栖身。没法子，他们不得不扎堆结伙，胡乱寻个临水的野地落脚。就这样，梅岭脚下的杂树毛竹遭了殃，护城河边冒出了一溜蘑菇似的小窝棚。开始的时候，警察民兵还来拆棚撵人。可架不住下放户人多势众，又不要命，几场架打下来，血乎淋啦的，伤了不少人。上级怕闹出大事，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不问了。
唉，凭良心，亲家也怪可怜。瞟了一眼低眉敛目的儿媳妇，常念春轻轻叹了口气。下放户就下放户吧，再咋说，也比儿子当光棍好得多。
肚皮里多了一张嘴，新娘子早就饿了，饿得肚子咕咕叫。可婆婆发了话，说“不忙”，刚过门的媳妇哪儿敢多言语，便耷拉下眼皮，抚着肚子不吭声了。
新娘子姓蒋，名燕，文革前上高二，今年虚30，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姑娘了。蒋家原先是个小业主，靠着祖上留下的几间屋，一家人靠吃房租过活。而如今，祖屋没了，积蓄花光了，全家挤在一间四面透风的小窝棚里，日子过得拮据潦倒。为谋生计，爸爸挑着箩筐走街窜巷收破烂，妈妈带着女儿替人洗衣服。整日辛辛苦苦，还是入不敷出，有上顿没下顿的。蒋燕有个弟弟叫蒋鹰，二十啷当岁，却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儿。这小子成天价斗狠撒泼、偷吃扒拿，还当上了5311厂后墙护城河一带的小痞子头。一次翻墙进厂偷东西，被护厂队抓了个正着。三拳两脚败下阵，鼻青脸肿的蒋鹰便叩头拜了顾建军做大哥，顺带帮着老姐拉了皮条。蒋燕和顾建军处朋友那阵，也曾听人说过他以前的那些腌臜事，心里难免有点膈应。可她老大不小的了，家里又穷得叮当响，能嫁给建军这样的工人阶级，已经算攀高枝儿了。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命该如此，不想认也得认。只盼有了孩子，建军能好好过日子，一家人平平安安就行了。
婆媳二人各怀各的心思，静等着建军醒来。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
蒋燕走到门口，拉开门，神色陡变，惊呼道：“妈，你怎么来啦？”
门外站着一个老妇女，衣衫不整，披头散发，涕泗横流，边哭边喊：“燕儿啊，快，快去救救你弟弟。”
“什么？蒋鹰出事啦？”
“警察…，警察把他抓…” 话未说完，老妇女腿脚一软，瘫倒在门前水泥地上。
“妈，妈…。”
“啥情况？” 剧烈的拍门声也吵醒了屋里睡觉的顾建军，他急忙套上一条大裤衩，赤着膊跑到门口。
“呜呜…。”老妇女精神涣散，坐在地上一个劲地哭。
蒋燕连忙扶起母亲：“妈，你先别哭。赶紧说，蒋鹰怎么啦？”
“燕儿啊，建军啊，你弟…，呜呜…，他闯大祸了。”
“咋，他又偷东西啦？”建军眉头一皱。
“不是，警察说…，说他是反革命。”
“啥？反革命？他犯了啥事？”
“放鞭炮，他把昨晚没用完的鞭炮给点了。”
“放鞭炮咋啦？”建军怒火中烧，恶狠狠地骂道：“娘的，放鞭炮也是反革命？还有没有王法啦？”
“建军。”蒋燕晓得大事不妙，急忙拉了丈夫一把：“你不了解情况，别乱说话。”
“咋？”
“今天出大事啦。”
“啥幌子大事？”
“毛主席去世了。”
…
（3）
夕阳西下。
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上方，只有一孔用来透气的小铁窗。日没高墙，窗孔的光越变越暗，牢房渐渐和夜幕融为一体。
又一天过去了。钟昆站起身，揉了揉坐得发麻的屁股，长长地伸了一个懒腰。
春去秋来，日出日落，一转眼就是5个月。除了刚入狱的那几天，还在提审室进进出出，后来的日子里，只剩下一件事，一件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的事，坐牢。
唉，钟昆暗自叹息，不审不判，就这么干坐着，难道真要把这牢底坐穿吗？
“这个时候，你要格外小心，不要胡思乱想，更不可逞一时的口舌之快。要知道祸从口出，一言不慎，万劫不复。”爸爸曾经这样教训过他。
“你无力左右历史，而应该静静地站在一旁，当个看客，作壁上观。”董爷爷曾经这样规劝过他。
长辈们的忠告，钟昆当然记得。可事到临头，他还是没管住自己，气血上涌，多说了几句，一脚踏进了历史的漩涡，走上了爸爸曾经走过的老路。带上手铐的那一刻，他突然想到了一句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说什么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学会保护自己，标语不点名道姓，只含沙射影，让对头抓不到把柄，自以为当时考虑得很周全，其实还是幼稚了。星火一旦燎原，谁也控制不住。没两天，工农兵都出来了，他们可不管那一套，直截了当，洒酒祭豪杰，扬眉剑出鞘。钟昆心里明白，此刻想后悔也悔之晚矣。眼前的他，何止是吃亏，而是在玩命。他头顶上的罪名非同小可，现行反革命，策划、参与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
不过，头顶这种罪名的犯人不止他一个。这座日本人留下的监狱里，还关押着许多同案犯。仅在这间阴森森的号子里，就有两个和他前后脚入狱的“现行反革命”。一个是汽轮机厂的工人师傅，张贴了“砸烂阴谋家张春桥的驴头”的大标语。另一个是警备区解放军战士，散发了“把野心家江青揪出来示众”的传单。监狱里究竟关了多少同案犯，钟昆不很清楚。但是，犯人放风时，他似乎看到了政治系同学哈大虎高大的身影；狱警点名时，他好像听到了哲学系老师张永涛洪亮的声音。同样，钟昆也猜得到，在北京的大牢里，肯定关押了更多的“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参与者。眼下省公安局之所以对他们不审不判，就是在等，一旦北京动刀子杀人，下面就轮到他们了。
天将放黑，狱警按时推上电闸，号子里的灯都亮了。灯泡的瓦数很低，高高地悬挂在水泥梁上。惨淡的光线下，犯人们的脸阴晦、蜡黄。这所监狱，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监狱，而是明都市看守所，用来关押形形色色拘捕待审待判的嫌疑犯。钟昆关在大五号，顾名思义，这是一间大牢房。号子里除了他们三个参与反革命事件的政治犯，还关押了十个作奸犯科的刑事犯。由于犯人们案情未结，刑期待定，一个个的倒也老实，不敢惹是生非，生怕罪加一等，故而大家尚可相安。灯亮了，预示着晚饭时间到了。监狱走廊上传来一阵零乱的脚步声，死寂的号子里顿时有了生气。犯人们似乎闻到了霉米饭咸菜汤的味道，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哗啦”，牢门开了。但是，犯人们大失所望。送进牢房的，不是望眼欲穿的晚饭，而是一个人，一个挂着两行泪迹、鼻青脸肿的年轻人。
“妈妈的，还往里塞。”听着狱警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一个犯人骂骂咧咧：“挤得满满的，哪块还有地方吗。”
“站住！小兔崽子，你他妈往哪儿钻？” 一个满脸胡碴的犯人伸出脚，拦住往里走的新犯人，抬手指向牢房一角的大马桶：“滚，坐那边去。”
新犯人面皮抽搐，却没敢反抗。他拎起袖口，抹了一把眼角的泪水，默不作声地走到臭烘烘的马桶旁，依墙而坐。
“哎，你们看见没有，外边又加岗啦，全是当兵的。”说话的是一个骨瘦如柴的杂毛老犯人。
刚才牢门大开时，钟昆也看到几个身着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荷枪实弹，在监狱天井里走来走去。钟昆当然知道，老犯人口中的“又”，无非是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上次犯人们看到全副武装的军人，还是缘由一个多月前的唐山大地震。那一场灾难，突如其来，天崩地裂，偌大的唐山市瞬间被夷为平地，死伤者不计其数。灭顶的天灾面前，人如蝼蚁，命如草芥。地震的惨况见报之后，全国陷入一片惊恐，乃至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和北京、天津以及全国许多城市一样，明都也拉响了地震警报。人们纷纷逃离家室，躲进了匆匆搭就的地震棚。可犯人们没处去，只能困在水泥棺材一般的牢房里，听天由命，坐以待毙。放在平日，监狱里有狱警值班便可。但遇到大事，狱警们就忙不过来了。为防突发事件，上级派来亲人解放军，里里外外增设岗哨，还在岗楼上架起了机关枪。看到那些阴森森的枪口，犯人们又多添了一份恐惧，似乎听到了死神的狞笑。担惊受怕了半个月，直到地震警报解除，当兵的撤了，犯人们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放回到肚子里。想不到安定下来没几天，当兵的又来了。
接着杂毛老犯人的话茬，满脸胡碴的犯人随口道：“是当兵的，老子也看到了。”
“奇怪，他们怎么又来了呢？”钟昆感到不解。
“天哪，不会又要地震了吧？” 杂毛老犯人神色惶恐。
“不会吧，没听到拉警报啊。”
“那当兵的来干嘛？”
“哪个晓得煞。总归出了什么大事吧。”
“我听算卦的说过，润七不润八，润八动刀杀。今年闰八月，怕没得好兆头。”
“我看今晚还是当心点儿，搞不好真要地震。”
“操，当心，当心有屌用啊？不是被活埋，就是挨枪子，怎么也逃不过一死。”
“哼，反正老子烂命一条，要死要活屌朝上。”
“哪个说的啊，我可不想死呢。人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
“呸吧，狗日的想得美，还他妈万万年。万万年的不是人，是老乌龟。”
“哈哈哈，有道理。老乌龟把头往壳子里一缩，还真他妈不怕地震。”
…
犯人们七嘴八舌，信口胡吣，无非想借着插科打诨，冲淡心头的恐惧。
“你们不要怕，不是地震。”
陡然间，牢房里冒出一个陌生的声音。犯人们循声看去，说话的是马桶旁那个新来的年轻人。
这个新犯人不是别人，正是放鞭炮被抓的蒋鹰，顾建军的小舅子。说良心话，蒋鹰被抓，真的很冤，比戏文里那个名叫窦娥的小寡妇还冤。他不过是闲得蛋疼，宿醉醒来，逗门口小孩玩，把昨晚老姐喜宴上没用完的两挂鞭炮给点了。他家住在下放户的窝棚区，偏僻荒凉，没有高音喇叭，没有收音机，甚至连电都没有，根本听不到新闻。要是知道广播里正在播放毛主席逝世的大事，借给他一万个胆儿，他也不敢放鞭炮，那不是自己找死吗。可无论他怎样指天画地，赌咒发誓，警察叔叔也不理，冲上来就是几记老拳，然后铐子一铐，把他丢进了大狱。
新犯人的话引起了老犯人们的注意，有人立马问道：“不是地震，那出了什么事？”
“不晓得。大概是…”蒋鹰吞吞吐吐，不知该不该说。
“小兔崽子，卖什么关子。”满脸胡碴的犯人瞪起眼珠：“有话说，有屁放。”
“嗯…，大概是戒严。”
“戒严？为什么要戒严？”
蒋鹰低声嘟囔道：“还不是毛主席死了。”
钟昆大吃一惊，厉声问道：“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蒋鹰突然有所警觉，说“毛主席死了”，有点不好听，可不要让人抓了辫子，上纲上线，把个“反革命”罪名给坐实了。
于是，他按照警察的话复述了一遍：“今天，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了。”
这句话，不仅钟昆，犯人们都听得真真的，牢房里顿时鸦雀无声。虽然感到意外，但钟昆知道，这个年轻人的话不会有假，因为没人敢凭空捏造这种大逆不道的谣言，除非他是个疯子，或者他活得不耐烦。压抑住心头的震惊与不安，钟昆侧脸看去，身边两个同案犯也同样惊愕失色，目瞪口呆。
无需多言，他们心照不宣。决定生死的日子，为期不远矣。
（4）
国丧期间，人们活得浑浑噩噩，不知不觉，十来天过去了。
这日傍晚，于海只身来到位于东方红广场东南角的一座红楼，门口挂着醒目的牌子，新华社明都分社。然而，他不想被旁人知道他来这里，大老远就下了车，把秘书和司机打发走了。走上二楼，推开会议室大门，迎面扑来一股浓烈的烟味。透过朦朦烟雾，他看到几张熟识的面孔，贺延生、孟庆元、钟明、欧娴…。除了这几位多年的“老友”，还有几个人瞅着面善，却一下子想不起他们是何方神仙。
“于主任，大驾难请啊。咳，咳。” 孟庆元掐灭手中的烟头，干咳了两声，阴阳怪气地说：“为了等你，我半包烟没喽。”
看到众人的脸色都不太友善，于海只得容忍了孟庆元的刻薄，拱手笑道：“对不住，对不住。机关开会，才结束，让同志们久等了。”
贺延生把抽了半截的香烟捺入烟缸，毫无表情地向于海点点头：“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随即他站起身，面朝墙上披挂黑纱的毛主席画像，一脸沉痛地说：“请同志们起立。首先，让我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致默哀。”
于海蹑手蹑脚地走进会议室，与众人一样，面对主席像，做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把头深深地垂下，静默致哀。
主席逝后的这些日子里，到底多少次向老人家致默哀，于海已经记不清了。头低得多了，人也变得麻木。然而，于海心里明白，今天这个会，不是个简单的追悼会。中央的追悼大会都开过了，下面的人无需多此一举。而贺延生这样做，无非是把致默哀当作开场白，为今天的会议渲染一点悲情而已。
原本，于海不想来开这个会，这也是他姗姗来迟的原因。老战友徐海峰的那句话，“离贺延生他们远点”，他一直记在心头。
正是因为这句话，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他保持了一种低调的中立。同样也是因为这句话，徐海峰站错了队，被罢免职务，隔离审查至今。虽然天安门事件以镇压告终，文革派占了上风，但于海看得出，这场胜利得不偿失，其代价是输掉了民心。固然，邓小平又一次下台了，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这只死老虎已经不足为虑。可接下来呢？接班人的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上层斗争依旧云谲波诡。在这个紧要当口，毛主席突然撒手归西，留在老人家身后的，是一个混沌的迷局。表面上看，华国锋被推上首位，但他缺乏治国经验，又没有派系根基，明眼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种过渡性的安排罢了。最终花落谁家？于海看不清，吃不准。但在政坛宦海中浸润多年，有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老人家丧事过后，党内高层势必会出现一场争夺“继承权”的生死博弈。
这些日子，于海寝食不安，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根烟接着一根烟，书房里好像着了火，案头的报纸也被熏得泛黄。他想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扣出一些线索，根据中央领导的亮相排名次序，来分析党内两派的力量对比，因为他知道，主席一走，无人再能平衡两派势力。另外，他还想寻找一点端倪，老人家临终前，不会一句话也没留下吧。只消一句话，哪怕只有几个字，也是尚方宝剑，持剑者便可以血脉自诩、以正统自居。几天前，他曾给常元凯家打过电话，想从参谋长口中探点军方消息。可齐大姐说，在主席丧礼期间，全军进入一级战备，元凯已经一个多星期没回家了。
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贺延生的电话，请他到新华社明都分社开会。虽然贺延生没说开什么会，于海也猜得到，这是一个小范围的会，可能像上次那个“吹风会”一样，搞一些上不了台面的非组织活动，传递一些不可为外人知的秘密。
“离贺延生他们远点”，徐海峰的忠告言犹在耳，可于海竟然变得犹豫，因为这是一个跟贺延生重修旧好的绝佳机会。丙辰清明过后，贺延生曾找过他，要他整理材料，告发省委主要领导，特别是省委书记彭博，作为幕后黑手，纵容操控了“明都反革命政治事件”。贺延生还说，在这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生死搏斗中，孟庆元和欧娴他们立了首功。他们及时地把三江大学的阶级斗争动向报告给中央，为中央首长对“明都事件”定性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可这种背地里搞黑材料、打黑枪的特务行径，于海颇为不齿，故而显得态度暧昧，敷衍推诿。从那以后，贺延生没再找过他，甚至连个电话也不打，显然彼此之间有了嫌隙。虽说贺延生的职位不高，资历尚浅，但作为中央特派记者，他手眼通天，能量令人生畏。
犹豫来，犹豫去，于海终于做出了妥协，保持距离可以，却不能过于疏远。于海深知，不仅贺延生得罪不起，他自己也早已无从选择。从走进八一八造反兵团那天起，他就和贺延生、孟庆元一样，也和这间会议室里所有的人一样，牢牢地绑在“文化大革命”的战车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默哀毕。”贺延生抬起头，神情严肃地说：“请同志们坐下，我们继续开会。”
与会者纷纷落座，谁也不说话，把目光投向贺延生，静等他的下文。
“今天，把诸位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需要征求大家的意见，也希望得到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为了抓紧时间，我长话短说。根据新华社负责同志的指示精神，我起草了一封信，先请同志们看看。”说罢，贺延生拿出一沓复印的信件，一一分发到众人手中。
信是复写纸誊抄的，想必为了省时省事，一次复写多层，故而字迹不十分清晰。于海戴上老花镜，把信摊在桌上，连猜带蒙，一个字一个字地看了下去。
“敬爱的江青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离开了我们，这是中国人民的最大不幸，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可估量的损失，也对您，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带来无可比拟的巨大悲伤。我们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您写这封信，表达我们对主席的无限怀念与哀思，同时也希望您保重身体，节哀珍重。
我们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普通一兵，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老造反派。长期以来，我们战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一线，深知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愿望与心声。目前，全国人民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谁来继承？
在这个关乎党和人民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恳求您，伟大领袖的革命伴侣、文化革命的旗手、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一向敬爱的江青同志，挺身而出，勇挑重担，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带领我们继承、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遵循他老人家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深入地开展下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我们坚信，在您和以您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社会主义祖国的明天必将更加蓬勃兴旺，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必将更加…”
“好，写得太好了！咳，咳，我完全拥护，第一个签名。”
于海还没来得及看完信，耳边就传来孟庆元激动的声音。
“我也签。”
“算我一个。”
“还有我。”
紧随孟庆元的表态，会议室里响起杂乱的应和声。
看到信尾“签名”两个字，于海终于明白了。今天会议的目的，就是为了这封信，一封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劝进信。贺延生需要的，是在座所有人的签名。
签，还是不签？于海又一次陷入了两难。这是中央首长的意思，还是贺延生的个人行为？为什么只写给江青？如果江青承先启后，那党的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将被置于何地？签了，好处是什么？不签，坏处在哪里？权衡利弊，于海一时难以决断，乃至生出了悔意，妈的，早晓得这样，老子就不该来。事关重大，万万不可草率，他又戴起刚刚放下的老花镜，一字一句地推敲起信里的措辞与深意。
看到于海没有反应，还有两三个人也没作声，贺延生开了腔：“我想，同志们已经看完了信。”他缓缓扫视了众人一遍，继续道：“今天来开会的同志，都是文化大革命中同一条战壕里的老战友。换句话说，在座的都是自己人。既然是自己人，我不妨直话直说，给同志们透个底。写信这件事，是姚文元同志亲口向新华社负责同志交办的。不知同志们是否注意到，这两天，新华社有一个新提法，那就是毛主席的临终嘱托，‘按既定方针办’。那么，什么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呢？毫无疑问，以阶级斗争为纲，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这就是毛主席的既定方针。而这些既定方针，恰恰也是江青、洪文、春桥和文元等中央首长长期以来所坚持不懈，并为之英勇奋斗的革命方针。在当前这个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候，我们一定要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向江青同志以及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表达我们的意愿，展示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党心、民心。”
虽然于海的目光落在信上，可贺延生的话，还是一字不漏地传进他的耳朵里。
得，人家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看来不签不行了。不签，则意味着跟贺延生撕破脸，也意味着跟“代表正确路线”的中央首长划清界限，于海不想也不敢这样干。可一旦签上自己的名字，就等于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再一次压上了赌盘。
妈的，反正都是赌！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上一次，把筹码压在了“天子”一边，而这次，“按既定方针办”。
签下自己的名字，于海长吁了口气。可不知为何，他突然心神不宁，有了一种被绑架的感觉。
（5）
美华书局二楼，分做两开，一半书库，一半经理室。
今天，坐在经理椅子上的，不是经理王孝全，而是董事长邱秉义。天还早，没到营业时间，楼上楼下寂静无声。
邱秉义正经危坐，腰板挺得笔直，双目闭合，呼吸均匀，正在习练着道家养生十三法。只不过，近来俗事纷纷，他心有旁骛，一时找不到那种天人合一的玄妙感觉。
这两年，在王孝全夫妇打理下，书局的生意还不错，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基本上不再依赖国府方面的接济。于是，邱秉义当起了甩手掌柜，过上了悠闲自得的神仙日子。年过花甲，心从耳顺，人也变得豁达，少了些执着与拘泥。邱秉义当然记得，美华书局初创时，他颇为野心勃勃，想搞一个香港版的兰德公司，为党国的光复大业献策出力。可时至今日，书局里还只有他和王孝全夫妇三个局内人，所做的工作，依旧是那些不关痛痒的舆情收集。这些年下来，邱秉义也益发看得明白了，光复大业，不过痴人说梦而已。虽然共党内部斗得一团糟，但仅凭台湾目前的军事力量，反攻大陆，无异于蚍蜉撼树。心灰意冷之余，他把书局的一应事物交给了助手王孝全，只待两年后退休，便可金盆洗手了。
然而，自从中共党魁周恩来死后，大陆出现了异动，老百姓纷纷走向街头，用游行示威抗争“秦皇”暴政，用诗歌标语鞭挞奸贼弄臣。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冲锋在前的居然是那些生长在红旗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莫非，这就是那个美国议员杜勒斯所说的“和平演变”？邱秉义在家里坐不住了，披挂上阵，重入江湖。近日，冷不丁地又出了那件惊天大事，更让他忙得焦头烂额。
总统府魏主任来电，毛匪泽东毙命，大陆政局淆乱，火速收集舆情，以助上峰研判。与此同时，蒋经国总统也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号召大陆同胞揭竿而起，“抗暴革命”。“告书”声称，中国国民党是不问阶级、不分彼此、只讲大是大非、全民的民主革命政党！每一个奋起抗暴的大陆同胞，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党员！每一个觉醒反共的共党干部，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斗士！每一个起义自救的共军官兵，就都是国民革命的精神战友！每一个脱离魔掌、投向自由的共党驻外人员，就一样是国民革命的志士仁人！
虽说如今的邱秉义是个商人，可骨子里，他依旧还是军人。军令如山，他自当全力以赴。香港虽偏处一隅，却因其言论自由，各种观点百花齐放，兼之独特的政治环境，各色人等混杂一起，是收集情报、体察民意、网罗舆论的好地方。连日来，他和王孝全夫妇走访了不少社会名流，查阅了不少左、中、右的报刊，收集了不少来自大陆的内部资料，从中获取了许多可资参考的消息与传闻，也向魏主任递交过几份舆情分析报告。
不过，邱秉义对自己的工作不甚满意，因为交给上峰的报告里只道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诸如“毛酋死讯宣布时，夺权布置显未完成，为匪伪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大陆陷入权力真空，必将发生权力斗争”，“共党哀鸣呼吁团结，未提继承人问题，显示内部四分五裂，夺权部署未完成”，“ 北平最高阶层暂将集体领导，激烈权争势将难免”云云。而一个至关重要的研判，即谁最有可能是“接班人”，却鲜有提及。
何谓“接班人”？纵观中国两千年的帝王史，“接班人”者，“皇储”也。
历朝历代，倘若皇帝老儿驾崩前立下太子，亦或在那个“光明正大”匾额后面藏了传位遗诏，国丧大恸之后，新君登基，大雅扶轮，仪天以行，正统得续，朝廷尚可安定，国祚方保无虞。然而，倘若皇帝老儿突然撒手归天，且无储可立，无嘱可依，那便留下了莫大的隐患。一旦隐患爆发，要么祸起萧墙，宫闱喋血，要么诸侯混战，天下大乱。
固然，绵延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被65年前的辛亥革命所推翻。按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所言，“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听上去畅酣淋漓，掷地有声。可实际上呢，辛亥革命所倡导的民主共和制在中国只不过徒具其表，徒有其名，帝制的幽灵从未谢幕退位。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传位以正，天命所归”的封建思想一直在国人的灵魂深处作祟。邱秉义扪心自问，自己投身革命多年，在老总统仙逝之时，不是也盼望着太子爷蒋经国能一承大统吗。毋容置疑，如果毛氏太子在韩战中没死在美国人的炸弹下，大陆岂会出现一次又一次的“接班人”危机。毛泽东一生效仿秦始皇，可临到末了，“一世”枭雄竟绝了“二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古人云，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
楼梯口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邱秉义听得出，来者是王孝全的妻子林宛如。
“董事长，早安。”
“早。”
“喏，今天的早报。” 林宛如将几份报纸递到邱秉义面前。
“好，放桌上吧。怎么，孝全没和你一起来。”
“他约了朋友喝早茶。”
“哦，什么样的朋友啊？”邱秉义知道，约朋友喝茶也是他们的工作之一。
“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昨天刚从广州回来。”
“人说夫唱妇随，你怎么不一起去啊？”
“我正在节食呢，不吃早饭。” 林宛如莞尔一笑，从小挎包里摸出两页纸：“还有，董事长要的文章译好了，我想早点交差。”
“这么快，谢谢。”
“不要啦，这是我的分内事哦。董事长，要没什么事，我先上去了，收报的时间快到了。”
“没事了，你去准备吧。”
三楼是美华书局的密室，平时若没有什么机要大事，邱秉义不上三楼。看着通往楼上的机关缓缓关闭，邱秉义收回目光，拿起了林宛如放在桌上的两页纸。
这些年，邱秉义自学了一些英文，但毕竟词汇量有限，读书看报还很吃力。林宛如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英语系，除了当美华的报务员，还兼职翻译。她译好的文章是一篇专题报道，作者《纽约时报》驻香港记者包德甫。虽说香港弹丸之地，却是一个窗口，各国记者云集于此，追香逐臭，各类报刊五色杂陈，花样百出。众多的报纸里，邱秉义颇为看重《纽约时报》，因为这家报纸的新闻、报道、评论比较认真严肃，从不哗众取宠。
看着工工整整却又密密麻麻的钢笔字，邱秉义头晕，不得不戴上了老花镜。
“随着精心筹备的毛泽东主席追悼仪式的结束，中国现在开始完成它伟大的‘舵手’未能完成的任务：寻找新领导人，继续他未竟的革命事业。
谁将成为领导人，他们将在多大程度上遵守毛苛严的革命理想，在8亿中国人或香港的分析家中，极少有人能信心十足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毛泽东去世时没有指定继承者。的确，多年来，他打倒了一个又一个他感觉尚未准备好掌权的人，包括去年春天提出来的接班人─前副总理邓小平。
让情况更复杂的是，历史仿佛在开玩笑一般，这些麻烦似乎不大可能对共产党的政权形成严重威胁。但是如果说现在有任何关于未来事态的线索的话，那它可能存在于上周中国媒体上反复出现的继承毛主席‘事业’的呼吁，以及中国仍健在的领导人严格按照党内级别不断进行的亮相。这表明，最可能的做法是围绕目前党内的高级领导，组建过渡性集体领导小组。可以想象，既然没人具有主导权，为了党内团结，他们将大体上坚持中国目前的道路。或者，就像北京报纸上的一篇社论所说的，遵照毛主席的嘱托，‘按照既定方针办’。
目前中国官衔最高的是华国锋，他是一名身材高大魁梧、留着平头的党魁。去年4月，在北京非同寻常地出现了长达一天的10万人游行之后，他成为了党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总理。当时，华被认为是一个妥协的选择，是各派都能接受的人物。虽然仅在一年前，华国锋还相对默默无闻，但他似乎迅速给自己确立了中间派的地位，呼应反右倾运动的言论，不过明显缺乏热情。有些分析家认为，在这一点上，华可能是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极佳代表，一个后毛时代的人物。他认识到无需疏远中国的左派，同时又不声不响地执行更具实用主义的路线。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有些分析家猜测，可能是已故的周总理发现了华国锋，并帮忙提携了他，所以他才有今天的地位。
在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曾经达到九人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排在华国锋后面的，是三位仍健在的委员：40岁左右的左派王洪文，他本是上海棉纺厂的一名干部；78岁体弱多病的国防部长叶剑英；以及圆滑又有点难以琢磨的前上海市委书记张春桥，他和王洪文一样是在文革中上升到显赫位置的。这三个人中，王被认为太年轻，叶剑英太老，不可能长期掌权。这样，张就成为华最强大的潜在对手。他被认为能力很强，同时担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又给他带来了更多的权力。其他几个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重要人物是：至关重要的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他是党内的‘温和派’；老资格的北京市市长吴德；以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她是毛泽东思想的鼓吹者。…”
看到这儿，邱秉义颇感失望，合上眼，摘下了老花镜。在他看来，这篇文章看似分析的头头是道，却笼而统之，和其它的报道相比，基本上半斤八两。大陆“路线斗争”的变数太大，谁会成为毛的“接班人”，只有天知道。
这时，楼梯口又传来了脚步声，邱秉义猜想，该是王孝全回来了，因为书局里有规定，未经许可，店员不准上二楼。不过，孝全和朋友喝茶，不该回来的这么早啊。看来他搞到了什么消息，急着赶回来。
“董事长早。”
“早。”
来人果然是王孝全。他快步走到邱秉义面前，脸上喜形于色。
“瞧你高兴的样子，可是有什么好消息？”
“嘿嘿，说不上好不好，但有点意思。”
“哦，说说看，怎么个有意思。”
“宛如跟董事长说过了吧，今天我和一个才从广州过来的朋友喝早茶。”
“嗯，她说过了，是个新华社香港分社的朋友。”
“是的。这位仁兄去年才从北京调到香港，来咱们书局买过不少书。后来我发现他手头拮据，就半卖半送，慢慢成了朋友。虽然我们还做不到无话不说，却也能谈得来。对大陆的政治状况，他非常不满。今天喝茶的时候，他先发了一通牢骚，然后告诉我，这几天，广州正在流传一首有趣的童谣。”
“童谣？”
“对，就是小孩子们唱的儿歌。”
“你可还记得？”
“只有两句，不难记。”王孝全慢声吟道：“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对于中国历史和民俗，邱秉义不敢说很了解，却也在这些年读了不少杂书。他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迷信神灵，相信神灵的预言。老百姓认为，神灵会借助孩童的小嘴，向人间暗示即将发生的大事。这种预言性的童谣，在历代典籍和传说中多有记载。如《三国演义》里的“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暗指奸雄董卓旋起旋灭的悲惨命运。而“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则预示了葬送东汉王朝的黄巾之乱。童谣一类的预言，常类似于文字谜语。在暗喻的事发之前，人们很难猜出其中的真实含义。更有趣的是，历代童谣几乎都具有政治色彩，或指朝代的兴亡更迭、或指枭雄的是非成败，或指社会动乱、自然灾变的征候前兆。不管人们信与不信，童谣往往一语成谶。
“树非树，花非花。树倒猢狲散，绿叶配红花。”
邱秉义在心头默默地念了一遍，眼前猛地一亮，重重迷雾中，他隐约捕捉到一线天机。
“走，孝全。”邱秉义一跃而起，兴奋地说：“上楼，给魏主任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