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亚明校长已仙逝多年了。值此南京大学百年华诞之际，我从旧日的回忆里寻觅出关于匡老的点滴，写成此文，以为对老校长永久的怀念。
在文革烈火刚刚燃起时，我初次听到匡亚明的大名。那时我不过一个楞头红卫兵，怀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敬，把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当成革命的敌人。从各种各样的“红卫兵战报”上看到批判匡亚明的文章，总有点义愤填膺。
一九七二年，作为首届工农兵学员，我进了南京大学。那时匡亚明已成了一只“死老虎”，被冷落在南大南园的一处地下室里，过着凄凉潦倒的日子。南大的造反派和左派新贵们则忙于新的一轮接一轮的革命:抓“五一六”、搞“上管改”、学“朝农”、“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无暇顾及这位南大的第一号走资派。
然而，匡亚明却未被南大的老师们所忘怀，从他们那里我听到不少关于匡亚明的故事。匡亚明有傲气。文革前，每次省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省委书记江谓清的车子刚开出，匡亚明的车子便随后而出，其他省委书记们只好捏着鼻子让路，因为匡亚明是江苏省唯一与江渭清同行政级的干部。匡亚明有才气。博览群书，通贯今古。即使住在地下室里，也每天见他在走廊里大声朗读英语版的马列原著。匡亚明有霸气。在南大上任的第一天，大礼堂的麦克风在他讲话时突然中断，一怒之下，解雇了管理扩音设备的职工。从此以后，南大的教职员工个个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匡亚明有勇气。别人不敢用的人，那管是历史反革命还是右派，只要有真本事，真才华，他都惺惺相惜，一概揽进南大。匡亚明有骨气。当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他宁死不屈，如今在共产党的牛棚里他亦宁折不弯。渐渐地，匡亚明在我眼中的轮廓日益清晰，我对这位老人由冷漠转为敬佩。
一九七六年，随着“四人帮”的粉碎，“文化大革命”亦寿终正寝。两年之后，老书记周林调到北京大学任党委书记。匡亚明卷土重来，恢复了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职务。在中央任命宣布的当晚，我应匡老之邀，拜会了他的“校长官邸”。那时老人已从地下室搬到一处筒子楼，走廊里挤满家家户户的炉灶，混杂着油烟煤气，奏鸣着锅碗瓢盆。在走廊的尽头，是匡老的宿舍，南边一间卧室，走廊对面一间是书房兼会客。老人见到我，一双大手紧紧握过来，有些诧异地说：“唉呀，你这么高?比我还高。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矮个子。”我看着老人，他实在不很英俊。脸狭长，颧骨很高，头已秃了，岁月和磨难在他脸上刻出深深浅浅的皱纹。
几天之后，匡老在校干部会上发表了他的施政报告，上马伊始，他将亲自抓六件大事:(一)落实政策，(二)恢复职称和教师提升，(三)房子问题，(四)教学科研，(五)基建，(六)工会和共青团。老头子讲话时气宇轩轩：“八年之后，如若不把南大办成社会主义典型学校，还有什么三代同堂的现象，不死就滚蛋，另请高明！”在当时的中国，敢这样讲话的，怕只有匡亚明了。老校长的施政报告无谛一支强心剂，把南大教职员工激得热血沸腾。
七八年十月，我到北京开会，胡德华(胡耀邦之子，小名力力)邀我到他家作客。正巧胡耀邦在家，我与老人攀谈了许久。其间我提到匡老的作法与胆略，胡耀邦说：“我听说匡亚明还住在原来的破房子里，很感动。这一点就说明了是一个好干部。你回去后，要向《人民日报》投一篇稿，赞扬一下吗。”回宁之后，会同校宣传部和《光明日报》的记者炮制出一篇文章，刊登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这虽有拍马屁之嫌，比起如今国内贪官污吏横行来，匡亚明的高风亮节难道不值得宣扬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益发崇敬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老人。然而，却益发厌倦中国那险恶的官场和政治。终于有一日，我向校长提出了辞呈。我对匡老说：“一来自己才疏学浅，二来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喜欢胡说八道，怕迟早给校长带来麻烦，还是放我回系搞业务为好。”那时校长正倡导“业务人员归队”，竟然不顾组织部的反对，大力支持我的想法。不过老头子给我提出三点要求：“你得给我三十五岁当上讲师，四十副教授，四十五正教授，否则，还给我滚回来当干部。”
回系之后，与校长接触渐稀。我那时有一个笼统的想法，我们是反对“四人帮”的，有些老布尔什维克也是反“四人帮”的。这两代人身上都带着烙印与创伤，我们由老一代所“引导”，而老一代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两代人有共同点:不想再乱来，想往国富民强的路上走。但也有分歧:怎么走?老一代中不少人想回到五十年代去，似乎那个“社会主义”搞得还象个样子。而我们想到2000年去，越向前，选择的余地越大。我一直将匡老归类于正统的老布尔什维克。直到八零年，与匡老一席长谈之后，我改变了对老人的看法。
那天去看望校长，老头儿才从美国访问归来。他神采奕奕地说：“去年到日本，吃了一大惊。今年到美国，日本与之相比又差一大截。人家大学校长可没有我这样的办公室。”他大笑着环顾着他那间简陋的房子，充满自豪地说：“但我很骄傲，我现在的条件要比毛主席过去在窑洞里写茅盾论时好多了。我们有信心，一定要用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超过他们。”接着他话锋一转，向我问到：“你也才从日本回来，看到人家那样，是否有些丧失信心?”我支支唔唔道：“信心到没丧失…，但我觉得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为什么所有社会主义号的国家都比不上人家?”匡老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搞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有些人，把资本主义当作反动的东西来批，而把封建主义倒当作社会主义来搞。我这次在北京，和胡耀邦同志就谈到了这个问题。”我说：“要是老干部都能有这个认识中国就有救了。”他扫了我一眼，有些不满地说：“你们青年人也不要把老一代都估计的太保守。出去看一看，眼界就打开了。”
廉颇虽尚能饭，但毕竟垂垂老矣。八二年，匡老终于解甲，只兼任南大名誉校长。八四年，我在出国前向老人辞别，匡老和夫人为我饯行。老校长那时担任“孔子学会”会长，刚刚主编出版了《孔子评传》。他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不少孔老夫子的道德文章。最后，老头儿端起一碗面条：“接风饺子送行面。”并淳淳叮嘱：“好好学习，不要忘了我的三点要求。”
十年之后，我从加拿大返国探亲。最后一次见到了老校长。老人已形槁神萎，无法站立。但记性尚好。他不失乐观地对我说：“今年我已两次叩响鬼门关的大门，居然从阎王爷身边又回来了。”我向他汇报了自己在加拿大的情况，有些惭愧地说：“三十五岁时正读博士，未能按老校长的要求当讲师，但四十那年拿到了副教授。”老校长欣然，用英语说道：“MORE THAN I REQUIRED！MORE THAN THAT！”
匡亚明一生是一个革命者。然而，他是一个有理性、有知识、有见地、有魄力的革命者。老校长是我一生都崇敬的长者，一生都受益的良师。
